回首李治与武则天当政的五十六年，那堪称唐王朝的“多事之秋”。周边形势如风云突变，急转直下，唐王朝仿若陷入四面楚歌之境，强敌环伺。西北方向，吐谷浑在吐蕃的兵锋之下迅速沦陷，使得唐王朝在河西走廊的战略缓冲瞬间化为乌有。吐蕃旋即与唐在西域展开了安西四镇的激烈争夺，兵戈相向，烽火连天，那片广袤的西域大地一时间成为了双方角力的战场。朝鲜半岛局势亦是波澜起伏，风云变幻。唐王朝历经二十年苦战才艰难掌控的土地，却最终被拱手让与新罗。安东都护府无奈从平壤内迁至辽东，而渤海国又在白山黑水间强势崛起，如芒在背，给唐王朝的东北边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北方在历经三十年相对平静之后，后突厥再度崛起并统一蒙古高原，李靖、李绩昔日平定东突厥与薛延陀汗国的赫赫战功几近付诸东流，怎不令人扼腕叹息。内蒙东部，处于中原、蒙古高原、东北地区关键三角中心地带的契丹与奚族，竟也举族反叛，转投后突厥阵营，与唐王朝公然敌对，边境局势岌岌可危，犹如绷紧的弓弦，一触即发。
李治与武则天这对主宰唐王朝（含武周）长达五十六载的所谓“杰出”帝王，在相继放弃青海吐谷浑、朝鲜半岛、蒙古高原以及内蒙东部等大片疆域之后，方勉强稳定局面。遥想李世民当年，戎马倥偬二十余载打下的锦绣江山，至此已大半凋零。彼时，仅余西域尚在掌控之中，而辽东亦因安东都护府陆路通道断绝且渤海国崛起而名存实亡。待唐中宗、睿宗、玄宗恢复唐室正统，面对的便是这般千疮百孔、仿若一贫如洗的烂摊子，一切只能从零开始，周边尽是虎视眈眈之敌，大唐的复兴之路充满了艰辛与挑战。
此二人，除对已为大唐属国的吐谷浑王族有所往来外，未对周边其他势力采取和亲之策。那些异族势力，凭借骑兵与马刀便可从其手中肆意掠夺，又何须背负女婿之名，受和亲之约的束缚。吐谷浑既已臣属大唐，或可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和亲，此点或可为那二位“圣君”的吹捧者提供些许写作素材。他们或许会以《唐朝最伟大的两位帝王，不和亲，打下了万里江山，比李世民强多了》为题，采用总分总结构，开篇可述李世民乃借隋朝余荫方得兴盛，次言李治在位时疆域曾达极盛，再论李治与武则天对外姿态强硬，始终坚守不和亲之策，末了盛赞李治与武则天堪称最为伟大之帝王。如此炮制，或能吸引诸多眼球，赚取不少流量。然在我看来，纵换两具木偶端坐皇位，唐王朝亦未必会遭受如此惨重之损失，其治国理政之失，可见一斑。
在北亚与内亚那片广袤且动荡不安的世界里，混战的硝烟似乎从未散尽。其间，总有一些落寞的身影，他们是混战中的失意者，是内斗里的叛逃之人。或是在本族之中郁郁寡欢，抱负难展，又或是对新崛起的强权满心愤懑，不甘臣服。于是，他们选择踏上南下之路，或遭俘虏，或被收编，进而成为南方政权眼中珍贵无比的军事瑰宝。
这些人来自远方，踏入陌生之地，虽人生地不熟，却因熟悉敌我双方的虚实底细，被南方政权视作扭转乾坤的希望之光，犹如溺水者紧紧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对其寄予了深切厚望。然而，现实往往残酷无情，北方政权那如泰山压顶般的碾压性军事优势，绝非轻易可撼动。即便有这些少数派力量的加入，南方政权在激烈的对抗中仍常处下风。而当南方政权最终溃败，这些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少数派，便如同被浪潮抛起又摔落的孤舟，下场凄惨悲凉，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无情地裹挟、淹没。
今日且来一探三支这般境遇的军队：五代的契丹直、金国的忠孝军以及南宋的通事军。
回溯至五代十国时期，契丹卫队的身影在历史的舞台上若隐若现。安史之乱前后，唐朝的军事格局已悄然生变，对外族部队的依赖日益加重，几近病急乱投医之态。公元 756 年，幽州节度使安禄山悍然举兵反唐，彼时，幽州境内的各路外族势力仿若汹涌潮水，汇聚成叛军的中坚力量。安禄山与史思明死后，唐朝施招抚之策，诸多叛乱的番将顺势倒戈，摇身化作手握重兵的统帅或称霸一方的地方豪强。
与此同时，部分契丹、回鹘等族的将领，或踏入朝堂为官，或奔赴各地戍守。李光弼便是其中声名赫赫的一员。显而易见，安史之乱后的那段岁月，回鹘人与契丹人如走马灯般，先后在局势的舞台上扮演着左右乾坤之人与秩序重塑者的角色。安禄山自身那突厥 - 粟特的混血身份，似乎也暗示着他对多元民族力量的独特运用。他对契丹、奚族、突厥和粟特等游牧人口的整合与驱使，恰似一颗石子投入湖中，泛起层层涟漪，亦启发了唐朝的其他节度使与地方豪强。
远在江淮地区，唐朝皇室成员李锜独揽大权，割据一方。他效仿前人，招募善于骑射的北方契丹与奚族移民，组建起精锐的骑兵卫队，美其名曰“挽营随身”。李锜更是别出心裁，仿胡人酋长之举，将这些勇士收为义子，以亲情与利益的双重纽带将其牢牢拴住。江淮之地尚如此行事，那河北与燕云等胡人聚居区，这般情形自是更为寻常普遍，外族军事力量的渗透已如涓涓细流，悄然汇聚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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