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对“华夏”之名的推求，几乎全都着眼于横向的联系， 或注重于华夏民族内部的东西对立，或强调了中原与周边的比较，而恰恰忘记了华夏民族纵向的历史行程。过去“古史辨派” 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后来受到不少的质疑，他们的 “破坏”途径也确有可商量之处；但古人对中国古史的认识也确是越往后而越往前延伸，对古史的“编年”也是逐渐清晰起来的。大概在夏、商之际，已可能有“夏商”的联称，而由于社会组织体系的松散、社会变动的无常、华夏民族共同体观念的薄弱以及历史记录的缺乏等因素，人们的“断代”观念还相当模糊。到西周时期，随着民族融合的加强、文化的进步和文献的增多， 人们的共同体观念和历史观念日趋强化，才对夏、商、周三代的历史逐步有了完整的认识，并进而追加虞舜历史而构成“四代” （同时也已上溯到唐尧以前）。
5、虞夏与商周确实的西周文献（金文除外）如今无从考求，下至春秋战国，则“虞、夏、商、周”的提法已屡见于载籍。如下列各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求《左传》昭公元年：“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
”如《国语·郑语》：“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周礼·考工记》：“有虞氏尚陶，夏后氏尚匠，殷人尚 梓，周人尚舆。”《礼记·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
”先秦以至汉代古籍，特别是《礼记》一书中，还有更多比较四代制度之词，文繁不备录。我国古代的编年体王朝史和诸侯国史， 大致到西周后期才开始编修（个别诸侯国还要早些），对上古历史的完整认识也应到这时才开始确立。
《尚书》按虞、夏、商、周 “四代”的顺序编辑，正反映了这一种历史认识程序。近年学术界对这一认识越来越重视，故叙述中国文明和国家的起源也更多地溯及有虞氏时代的历史。
在先秦学者的意识中，上述“四代”的历史实际上是分为 “虞夏”和“商周”两个单元的，一为古代史，一为近代史，上引 《墨子》与《韩非子》之文都表现出这种意向。《礼记·表记》以 “虞夏之质”与“殷周之文”对举，二者的区分更为明显。
这里有必要先谈一下“夏”这个概念的变化。“华夏”一词自春秋以来开始流行，这个“夏”字的涵义必定与“虞夏”之“夏”相同，而不再局限于部族观念。也就是说，在中原民族文化共同体成熟和确立的时代，这个“夏”已成为中原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代称，而不再仅仅是指旧时所称的夏部族。“其政治涵义是指中原王朝， 民族涵义是指“中国之人”，文化涵义是指中原文化，因此“诸 夏”可以代表当时的“全中国”、“全民族”，而不限于“东夏”或 “西夏”。
由于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所以历久相沿，称中原为“夏”。周人入主中原后仍用这一称呼，以与四方的“蛮夷”（特别是东夷）相区别。如《诗经·周颂》有“肆于时夏”（《时迈》）、“陈常于时夏”（《思文》）之文，“时夏”即“是夏”，亦即“中国”。
此亦与周人自承与夏为一系有关系。6、“虞”与“华”另外， 古籍习见的所谓“夏时”，也就是周时在中原地区仍然通行的“夏历”。《大戴礼·诰志》云：“虞史伯夷曰：虞夏之历正建（即斗建）于孟春。”此言古历学，而上推至虞夏时。
如由此返回去探讨“华夏”之“华”，我们以为它的涵义应该是 与“夏”平行而对称的，而不能单指某一部族。即同样可以说， 它也代表中原民族文化共同体，所以“诸华”的概念可以等同于 “诸夏”。从这一层意义上观察，目前除了以“华夏”与“虞夏”作对称的解释外，没有其他好的办法。“虞夏”本为时代之称，前后传承，而也含有地域、民族、文化的意味，有如后世所称的“秦汉”、“唐宋”之类。
这些涵义在“华夏”一词中全有，所以“华夏”与“虞夏”应该也可以互换。遗憾的是，在现存古文献中，我们还没有找到以二词互换之例。不过“虞”、“华”古字可通，现在仍可找到一些证据。 “虞”字，甲骨文径写作“吴”，金文才多加“虍”头。“吴”字初文从口从矢，矢又写作天，所以“吴”字也写作“吴”。
后世载籍以“虞”与“吴”、“俣”、“娱”等通用者甚多，兹不赘举。“虞”字古音在鱼部，《国语·鲁语上》便作“水虞”。金文的“攻敔”，专家考证即“勾吴”，也就是后来的吴国；又或说勾吴氏即传说古史上的昆吾族。“华”字从“亏”得声，古音也在鱼部，与“虞”字极相近。《诗经·周颂·丝衣》：“旨酒思柔，不吴不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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