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老爷子又问：“揽下这些工作有何用？等种植步入正轨，我们还不是要回村？”
林东阳耐心地解释道：“爷爷，这不一样。能否回村尚不确定。毕竟这是新事物，会牵动不少人力。若有表现优异者，或许能被县衙留下。即便三年后麻麻菜的事过去，他们也可能还有其他机会，说不定能在县衙谋得一席之地呢。”说完，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林老爷子一眼。
林老爷子恍然大悟，这是一个由农村人进入县衙、成为当地官员的机会。如果此事办成，孙县令定会想办法留下林家村中的佼佼者，让他们在县衙工作，这将是整个家族晋升的契机。
要知道古代中国的社会阶级划分主要基于封建体制下的社会结构和儒家伦理体系，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总体上可以按照“士农工商”的顺序来描述不同阶层的地位与角色，
“士”阶层主要包括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的文人士大夫。他们既是知识的载体，又是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士人负责管理和执行国家政策，同时也是文化和道德规范的传承者。在社会结构中，士人享有崇高的地位，被认为是社会的精英，承担着教化民众的责任。
“农”指的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他们是封建社会的基础劳动力，负责粮食生产，供养整个社会。尽管农民在社会地位上低于士人，但由于农业是封建经济的基石，农民仍然占有重要的社会地位。然而，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经常面临苛捐杂税和自然灾害的风险。
“工”包括各种工匠和技术工人，他们在城市和乡镇中从事手工艺品制造、建筑、矿产开采等工作。相较于农民，手工业者的社会流动性较高，因为他们掌握特定技能，有时能够积累财富，甚至提升社会地位。
“商”阶层最初在社会中的地位较低，因为古代中国长期以来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认为商业活动不如农业生产稳定可靠。商人虽能通过贸易积累财富，但在社会等级上普遍低于士、农、工三个阶层。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尤其到了宋朝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逐渐有所提升。
现在，林家村属于“农”，如果通过这次推广种植麻麻菜，有机会能让林家村的人成为“吏”，那可就是获得一次阶层飞跃的机会。
古代县衙里的吏员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颇为微妙，他们通常位于士绅与平民之间，拥有一定的权力和影响力，但又受限于其非正式官员的身份。
吏员在古代县衙中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职责，他们负责日常行政管理的诸多细节，如文书起草、账目核对、档案管理、税务征收、司法审判辅助等。由于这些任务直接关乎地方治理效率与公平，吏员实际上握有不小的实权。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对地方事务的理解程度超过外来官员，因而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政策的实际运作。
尽管吏员在功能上至关重要，但从社会地位来看，他们却远不及正式的科举出身官员。原因在于吏员大多未通过科举考试，不具备士人所享有的社会尊荣和法定地位。他们通常被视为“小吏”，在社会等级中排位较低，受到的尊敬与待遇自然无法与正式官员相提并论。
尽管如此，吏员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他们熟知地方风土人情，与当地百姓保持密切接触，加之手中实权，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操控或影响公共事务，有时甚至成为地方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地方根基加上专业技能，使吏员在地方层面拥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和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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