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12时，志司发布防御战术指令，要求各部队改进阻击战术。指令中强调，当前作战方针的核心在于“依托有利地形，积极开展机动作战，以最小的代价造成敌方大量伤亡，并尽可能延长战斗时间”。为此，各军、师应综合分析敌军的进攻特点，优化防御战术，同时密切掌握战况发展，确保在关键阵地的防守与反击时机得当。
本次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后，志司在20天内已连续发布了第三次防御战术指示。
自志愿军入朝以来，主要作战任务多为进攻战，防御作战的研究较少，经验也相对不足。基层部队在防御战术方面的素养普遍较弱，因而在战场上难免遭受损失。当全线转入机动作战防御时，志愿军司令部连连发布指示，要求改进相关战术问题，这对提高部队的防御作战能力、减少伤亡，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然而，提升部队的防御战术水平需要经过一个认知和实践的过程。
第42军在战后总结中指出，这一阶段，部队对司令部相关指示的原则仍“未能深刻认识与落实”，“不是积极地观察地形，合理分配兵力和组织火力，巧妙打击敌军，而是试图依靠兵力硬挡敌人，不愿利用阵地逐步抗击。结果，某些阵地在配置上加强了前沿，却忽视了纵深，守备时前沿伤亡惨重，纵深兵力空虚，最终被迫撤退，甚至人地两失，无法实现持久守备。”
与此同时，部队还出现了一个让人忧虑的现象：
随着部队转入防御阶段，官兵的思想出现了波动。杜平指出，当时许多人产生了疑虑，部分官兵对战争胜利的信心有所动摇。有些战士表示：“敌人的炮火太猛烈，难以抵挡”，“光靠我们这几个军很难取得胜利”。
还有一些干部提出疑问：“这场战争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为什么我们的炮不发射？我们的飞机为什么没有出动？”特别是由于防御作战造成较大伤亡，怨言更为突出，认为“打防御战不划算”，并担忧“这样继续下去会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在这种情绪影响下，部队管理松弛，出现不愿修筑工事、不愿进行防空、行军过程中随意掉队、违反群众纪律等不良现象。
当时的一个消极情况是，越来越多的人在逃亡途中掉队。
根据第42军的相关资料，在转入运动防御后，为加强一线作战力量，该军将机关勤杂人员及部分炮兵、担架兵等共计2000余人精简，补充至前线步兵分队。
由于这批人员缺乏实战经验，并且是在极为残酷的战斗条件下被补充到一线，因此大多数人情绪不稳，出现了大规模的逃亡现象。第371团步炮连补充至步兵连的人员，几乎全部逃跑；第124师精简的60余名机关勤杂人员，原本准备补充到一线连队，一夜之间便有40余人逃亡。
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第42军，其他部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辽东军区的领导报告说：最近一些逃兵携带武器，成群结队，时常发生抢劫等违法行为
志司认为：安东的逃兵收容数量竟已达到数百人，其他地方可能也有类似情况发生。要求通知东北各省军区和政府进行收容；对于情节严重者，必须就地进行公开审判，并给予纪律处分。对于一般的逃兵和落伍者，需收容后进行教育，并分别通知志愿军各军派人将其带回原部队，同时在各部队中开展反逃亡的政治工作。
长期身处残酷的战争中，无疑会在精神和生理上带来巨大的折磨。
尤其是在战场陷入被动局面、战斗失利、伤亡增加、局势持续紧张、人员极度疲惫、供应困难、饥寒交迫，各种危险接踵而至时，部队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针对部队的思想状态，志愿军政治部将思想教育的重点放在“加强胜利宣传，增强守备信心”上，反复向部队说明：我们虽经历了重重困难，但所取得的胜利意义深远；尽管面临不少挑战，敌人的处境比我们更为艰难；只要我们坚持两个月，新的强大后续部队就会到达，敌人必将遭遇更大的失败。
此外，部队还广泛开展了“反对不良倾向，巩固部队建设”的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加强革命气节教育”。这一教育明确指出，投敌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背叛，是每个中国人不可承受的耻辱。
由于志愿军中那些逃跑或投敌的人员，大多是曾在国内战争中投降或被俘的原国民党士兵，因此，思想教育中特别强调要做好这些“解放战士”的思想工作。教育中指出：“过去为蒋介石卖命，后来向解放军投诚是一种光荣的选择，但如今与美帝国主义作战，投敌则是对祖国和人民的严重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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