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过年——1937年，爸爸由于受够了日伪的剥削，决心不再出去干木工活了。于是在本村租了两响地起早贪黑的苦苦摆弄着，苗势长得非常喜人，在全村来说数不上第一也居第二。当苞米长到秀穗儿吐樱的时候，突然一场大冰雹打得东倒西歪，全都折了头，光了杆，爸爸坐在地头上，两手抱着膝盖，眼睛发直不时的长长叹着粗气，自言自语的喊:“天哪！天！”一直坐到天快黑了也不肯回家，最后妈妈来了才算好歹把他劝回去，到家之后一头栽到炕上，再也没起来。病了一个多月才见好。对于遭此天灾的农民来说，时间过得是那么的快，转眼已是秋天了。日伪村公所三番五次催着要“出军粮”和各种捐税，地主领着账房先生连连登门收地租子，逼得老百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爸爸愁着交不上“出军粮”的事怎么也想不出一点缝来，最后绝望地往炕头的炕上一靠，长叹了口气说:“这真是要人的命啊！”
“……命……咱倒是有几条，但就是当不了“出军粮”和“捐税钱，如果能当的话我就去顶。”妈妈坐在炕稍一面低着头给爸爸缝着裤子，一面沉思着说。
“咱们……真的倾家荡产了！”爸爸把头靠到墙上，眼睛望着房朳。
“倾家荡产？”妈妈停下手里的针线望了眼爸爸继续说:“除了全家四张嘴以外，连条狗都喂不起，有啥“产”可当，说“倾”家还贴点儿谱。”
“是啊，你怎么嫁了我这个这么个穷光蛋，跟着遭这份儿不应该遭的活罪。”
“你瞎说些个啥呀！”妈妈狠狠的瞪了一眼爸爸。
“现在满算上有几户人家享福的？反正都是穷，嫁给谁也是照样遭罪，现在这个年月谁都是打一棒子躲一躲。”
“有的打他一棒子还有个地方躲，可我连个躲的地方都没有。”爸爸欠起身子往后腰掖了掖破被子，眼睛望着窗外出神……
“谁家的苦，谁自己知道就是了。咱还是想想咱们自己怎么办吧？”妈妈沉默了会儿说。
“现在又能有什么办法？已经是山穷水尽。”
“我看你还是得出去躲一躲，转悠转悠，省得再来催粮，要税的上火。”
“躲了初一，也躲不了十五啊！还能总也不回来？”
“那也比他们往死里逼强的多，还兴许遇上个什么合适的木匠活干。”
“这也倒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我一走、可就苦了你啦！”爸爸慢吞吞的说。
“反正他们不能把我当粮、当钱。总得兴许我们出去挪挪、借借、在家里死囚着，天上也不掉粮，地下又不长钱。”妈妈用牙磕断了线，把缝好的裤子递给爸爸。
“那……明天我就出去碰碰，万一真的能揽点活儿干，挣几个就好了。顺便再打听一下有没有好混生活的地方，爸爸接过裤子拎到被窝里穿上，掀开被子下地边扎腰带边继续说:“不行的话咱们就搬搬家，古语说‘人挪活树挪死’吗！”
次日天刚蒙蒙亮爸爸和妈妈就起来了。
“这三个大饼子你都揣上吧。”妈妈手里举着蓝色的破布包。
“不，不用！留着你跟孩子，你们在家吃吧！”爸爸坚决不肯。
“我们在家好办，实在不行扒点榆树皮捣捣也
能充饥，你是在路上……”
“路上也不要紧，只要有人家就饿不死。”
“有人家？两眼塞里的也不一定给你。”妈妈还是硬往爸爸怀里塞着……
“我这个肚子已经饿习惯了，一两天不吃也饿不到哪去。”爸爸用深沉的目光看了看妈妈，转身走到炕前亲吻了下姐姐和我，叮嘱的说:“在家好好玩，听妈妈的话。”然后背起木匠家伙箱子……
爸爸走后的十多天的一个下午，村公所通知所有没交上“出军粮”的村民去开会。
村公所在村子的中央，十字路口的道东，紧挨着便是警察分驻所。
妈妈左手拉着我，右手领着姐姐。这时门口已聚集了有四十多人。
“妈妈开会干啥？”我仰着头问。
“还能有什么好事，跟咱们要‘出军粮’呗！”
“咱们不是没有吗？”
“正是因为没有才叫来开会。”
“没有他们能抓咱们吗？”我有些害怕的反问。
“不要怕，你看，这么多人都没有他能都抓去么。”妈妈拍了拍我的头顶继续说:“要是真把咱们抓去，还真有吃饭的地方了呢！”
过了一会，留到灶王爷胡子的村长从屋里走出来，用大白眼扫视了一下站在门前的人群。脸往下一沉，干咳了几声，冲着村民们拉开嗓门喊:“大家伙都听着，昨天上午接到上边的命令。”他挠了下手里拎着的一张纸。“还没有交上‘出军粮’的人家最迟不能超过年来，如果年来还是交不上，一律按‘反满抗日’论处。”他扭回头去看了看身后站着的两名横眉瞪目的警察，接着说:“到那个时候……啊！可别怪村公所没告诉过你们。只好把你们统统送到县里宪兵队里去过堂，我可就管不了喽！我劝你们还是早交的好。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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