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想要取得新会战役的胜利并非完全不可能。那时被困守在广州的清兵数量不过数千人（一说是两万），而且他们多次遭受打击，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新会被围困三个月，饿死的人数已达三分之一，守城敌军自然也难以继续战斗。后来虽然有清兵从远方赶来救援，但他们的兵力与“衡州之役”中的尼堪相比要弱很多。
此时李定国的军队号称有“二十万”人，即便没有郑成功的援助，也不至于会如此惨败，一路不停歇地败退到南宁。但是李定国东进新会时，辗转千里，需要就地筹集粮草，并没有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一开始，他确实能够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但时间久了，粮食和武器供应不足，最终导致了新会战役的失败。
（四）永历九年五月（1655年6月），海上援粤水师林察等回闽，郑成功得悉援师失期，李定国兵败新会，在给李定国的回信中深自懊悔。他表示自己对于未能及时援助感到非常遗憾，并对李定国的困境深感痛心。
前文已述，清兵渡江之后，南明政权面临崩溃局面，但依然有粤西、滇黔和海上三条线作为最后的支撑。当粤西战事激烈时，滇黔和海上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并得以发展壮大；而当西南战局紧张时，海上势力则趁机攻占了漳、泉、兴等郡县。面对敌人这种"东边讲和西边打仗"的策略，郑成功指挥军队频繁出击，试图打破僵局。
然而，尽管郑成功做出了努力，但局势已经无法逆转。此后两年间，郑军先后在揭阳作战（战败）并两次进入长江流域（同样战败）。尽管如此，从这些行动中我们不难看出，自从经历了新会战役的惨败后，郑成功对于与李定国的合作变得更为主动。这是因为他深知，如果李定国失利，自己将独木难支。
（五）永历十年（1656年）夏天，李定国书致郑成功。这封信长达四百余字，详细叙述了他入滇的经历，以及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他在信中表达了对郑成功的信任和期望，鼓励郑成功坚持不懈地战斗下去，等待他们在长洋会师。由于当时西南和海上的交通已经被切断，往来书信需要通过“土司”或“龙门”转递，因此信件到达海上可能已经是当年冬天或者次年春天了。
（六）永历十一年二月（1657年3月），郑成功收到李定国的来信后，立即回复了一封长信。
郑成功的这封复信，洋洋洒洒长达二百余字。他在信中慷慨激昂地表示：“熏风盛发，指日北向！”并强烈要求李定国立刻出兵，这样双方就可以共同努力，实现“扫清宫阙，会盟畿辅”的目标。
时间来到了九月，郑成功再次向永历皇帝上疏，表示自己打算亲自率领强大的舟师部队，从瓜州和镇江等地发起进攻，并直接夺取金陵城。同时，他也请求朝廷命令李定国和孙可望带领军队从湖南出发，渡过洞庭湖，与自己会合，共同迎接圣驾。
李定国收到消息后，积极响应郑成功的提议。他约定在第二年夏天的时候，双方在南京会师。随后，李定国迅速向荆西地区发出檄文，邀请王光兴和李来亨等人在荆州会面，商讨下一步的行动。他们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能够制定出一个全面的战略计划，一举出击，收复失地。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到了永历十五年（公元1661年）秋天，郑成功给李定国写的一封信并没有送到他的手中。当时，李定国的军队已经进入缅甸作战，而这封信却意外地落入了投降清朝的白文选手中。因此，李定国最终没有看到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
在打通西南和海上联络这件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上，诸多事宜皆由李定国率先发起。比如每一次胜利后的捷报传至海边、恳请双方会师共同抗敌以及约定结为姻亲等重要决策，无一不是出自李定国之手。
从当时的局势来看，一方是拥有“国姓”殊荣且实力雄厚的郑氏集团，另一方则被视为“流寇余孽”的李定国所部。前者即便退守亦可自保无虞，而后者却急需外部援助以解燃眉之急。在此种情形下，若想促成二者相识并建立联系，若非李定国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几乎是不可能实现之事。此乃其一。
再者，说到郑成功这个人，平素里就喜爱将自己比作三国时期足智多谋的诸葛亮，性格孤傲自负，与人合作并非易事。他对于合作伙伴往往有着极高的要求和标准，轻易不会放下身段去主动寻求联盟。如此一来，也就只有李定国能够不计前嫌，怀着满腔热忱与诚意，一次次向郑成功伸出友谊之手，努力搭建起双方沟通协作的桥梁。
然而，郑成功尽管同海上的数位抗清宿将例如张名振以及张煌言等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有些不太融洽，但唯独对待李定国时，却是一直青眼有加。从他写给李定国的数封信件之中便可窥知一二，其一信中写道：“恨未能会飞，促膝面罄”，表达了自己急切地想要飞到李定国身边与其当面畅谈一番的愿望；另一封信又言道：“不佞恨不能征帆倏忽，横扫珠江”，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他对李定国深深的钦佩之情以及高涨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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