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后，李独霜收到了座师传回的密信。
杨宽在信中先是对李独霜在北境以及金国境内数次为大宋出生入死感到欣慰，盛赞他为大宋的良臣，随之针对张经武对李独霜下达的调令进行了充分肯定，让李独霜记住这个人情。然后话锋一转，叮嘱他回京以后要改掉这种习惯在生死间搏杀的处事风格，要转为言语上和智慧上的较量。看到这里，李独霜预感到自己的未来即将揭晓。
果然，杨宽认为李独霜凭借这次北方一行的功劳，理应超迁。李独霜目前是从六品领参将衔的参军，身上还兼有枢密院副都承旨的差遣，因此老辣的杨宽预测出了三个可能的方案。
第一个方案，以李独霜这次在军事上展现的卓越能力，官家可能会授予他“朝散大夫”的文散官，也叫寄禄官，不仅提高了李独霜在文官中的地位，意味着在俸禄上也将更加优厚。在职官上，也就是差遣，将升任从五品的枢密院都承旨。这个差遣是以文官之身襄助几位身列参政的副枢密使处理军务的，光是一个“知兵事”的要求就拒绝了绝大多数文官，因此李独霜有极大可能就任此职。至于到时候现任枢密院都承旨曹俊芳将要被调往何处，恐怕就要看他的人脉资源是否充沛了。
第二个方案，李独霜担任过地方主官，且政绩卓越，如此一来，他算是文武双全，因此也有可能被官家放在兵部任职，以作咨询。因为兵部只负责全国军队后勤事务，地位不如枢密院高，因此李独霜如果去兵部的话，文散官不变，但差遣肯定会再次拔高一级，极有可能成为正五品的“权侍郎”，成为兵部的高层。
第三个方案，就是成为“四寺六监”的“少卿”，一般是从五品，却是名副其实的国家机构副职，其中主管刑狱的“大理寺”和监督修造军器杂物的“军器监”最有可能。好处是，可以着眼于全国开展相关工作，有助于扩大李独霜的格局，锻炼个几年之后，再放任要紧部门任职或者放到诸路、道这一等级为地方官，这也是大宋培养干略之才的途径，枢密副使曾公琪、参知政事范廷枢即是由此晋升，可算是除开翰林院、御史台等堂皇大道之外第三条文官晋升的正经途径。
李独霜看完这三个方案之后，皱眉凝思。
这几个方案里最高可达正五品，但却是“咨询、参议”等性质的身份，而低一点的两个从五品，则是典型的“位低权重”。一个是大宋军方在军事上负责协理军务的首席助手，可“参赞全国军务”，是全国各地诸位经略使、制置使等军方大员都要示好的存在；另一个也不简单，是可以参与全国性实际事务处置和决策的国家机构副职。虽然因为科举的因素，大宋素来崇尚文华至上，使得绝大部分文官们将平日里的实际事务，例如刑狱诉讼、军器制造、财政收纳、宫室桥梁以及河渠管理等视为“杂务”。大宋官制受此影响，因此除开为国培养饱读之士的国子监以外，剩余的“四寺五监”的主官品级均不甚高，大多为正四品，作为副职自然也只有五品上下。
李独霜想了一会儿，如果到时候官家当真给他这三个选择，他决定选择第一个方案，即是担任从五品的枢密院都承旨。原因有二，一来，他可以给予位于前线的樊元忠和诸棱这等骁勇将领最大的支持，二来也可以对目前的大宋军制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
尤其是后者，已经成为李独霜在朝中新的努力方向。
原因是，此次北方一行，从头一次隐姓埋名参与一部厢军的战斗，到后来经历绥远之战，他深深感受到仅仅依靠“威远军”、“铁壁军”以及“雄武军”等隶属禁军序列的数支强军来与金国和夏国这等强国争雄是远远不够的。
无他，数量太少。
在绥远之战中，要不是八支厢军支持，没等完颜宗弼出手，战局定然早已崩溃。在这场战斗中李独霜看到，厢军之中也有赵景山、张达先这等优秀将领，要是匹配足够水平的士卒，定然早已做出一番功业。战场局面也许就不会如此被动。
这些遗憾，其实源于目前的大宋军制存在一些弊端。
因前朝的历史教训，大宋防范武将甚严，总体来说可以归纳为“强干弱枝，内外相制”。
大宋军队分为禁军（强军）、厢军、乡兵和蕃兵四种。禁军乃是枢密院直属的正军，享受最好的待遇，主要布防在边关要地以及京畿地区；厢军算是地方军队，大多由地方招募以及禁军淘汰下来的老弱充任，既维持地方安全，也从事各种劳役，战斗力水平参差不齐，待遇也天差地别；剩余的乡兵乃是保卫乡土的非正规军队，一般按户籍抽调壮丁组成；蕃兵则是从边境依附大宋的少数民族组成的非正规军队。这两部均由地方供给，待遇奇差无比，只能说饿不死。
作为正军的禁军之属分布在外的数量太少，整个北境仅有四支，却占据了北境军费的六成，而数量众多的厢军拢共也只占了三成，剩余一成则是乡兵与蕃兵瓜分。将有限的资源过度集中在极少数军人身上，其实已经造成了大宋总体军力的弱化。再加上朝廷在军队中故意设置“相互制约”的军职以及“文官高于武官”的政治传统，导致军队战斗力大打折扣，使得大宋军队在面临夏国、金国的军队时，在军势上往往处于劣势。因此，取胜就变得更为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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