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7岁，作为知/青，在黑龙江。如果当时在上海，可能，我也与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走了。我接到乐团的电报，回来奔丧。到了火葬场，工作人员告诉我，三位亲人的骨灰，像其他畏罪自杀的人都被处理掉了，扔去哪里，不能讲。我走出殡仪馆，哭够了，恢复些力气了，回到一片狼藉的家里，整理父母和姐姐的遗物时，梅梅妈妈出现了。她说她是乐团食堂的勤杂工，我姐姐曾经接济过她，对她很好，她就冒充我们顾家的乡下亲戚，去火葬场给工作人员塞了钱，领出了我父母和姐姐的骨灰。
我看着三个骨灰盒，实在受不了，直接去喊冤，要求严惩逼死我亲人的学生/凶手，为此，我也被关进去了。整整五年，梅梅妈妈每个月都来看我。她真是比我这样的书呆子，机灵太多，她织了毛衣给我，怕看守不许送进来，就给看守织了更厚的、搞好关系。所以到后来，我在牢里，已经不挨打了。
五年后，由于***的过问，我被放了出来。
那天，我和梅梅妈妈说，我要娶你，我们都会活下去，一起活。“
讲述接近尾声时，顾老先生自然地望向坐在沙发上画得开心的老妻。
景春莹拭掉眼泪后，也看着顾老先生。
她很确信，老先生的目光里，绝不只是感念。
还有鲜明的爱。
景春莹小心地开口：“顾伯伯，冒昧再问一句，您姐姐，后来平*了吗？“
“平*了，乐团的博物馆里，还有不少我姐姐当年出国比赛拿奖，或者在上海开独奏音乐会的资料照片。听说她的练琴房外，还贴着介绍。但我和梅梅妈妈，从没进去过。“
“您可以帮我联系一下乐团吗？我想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顾伯母这幅画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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