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崇宁四年二月十七，岳飞两周岁的第三天，丑时正二刻，现代时夜间凌晨三点四十二分。
岳飞本来想了解一下永乐城大败的原因，并没有期待沉博毅能够给他一个全面的回答，别说是沉博毅，就是所有人加在一起，也不可能对永乐城大败给出一个高度的解剖，认识到失败的根源。
毕竟他们的认知水平不高，即使再多的人累加，也不能有质量上的飞跃。
岳飞在穿越之前特种兵战略培训的时候，曾今将永乐城的失败作为一个范例反复分析和探讨过，得出的结论肯定超过宋时人和后人的认识很多，但是岳飞依然并不满意。
因为在那个时候，内外条件都是限定在一个范围之内，即使认识到问题在哪里，当时的人力物力条件没有肯本的改变，也对那场战斗的结局不能彻底改变。
比如，哪怕宋时人在那里建造一个能驻军十万的大城，能够保持宋军援军和粮草的畅通，随时进行补充，里面有充足的水源，那场战争也依然不过是一场旷日持久劳民伤财的消耗战。
即使打成平手，也是最好的结局，在西夏举国出动全力进攻面前，稍有失措，就是失败的结局。
最大的问题，就是宋朝的这种比较激进的策略，只是变法派中一部分人的主张，而更多的人没有那种热衷、不支持、甚至反对这种挑起边衅的做法。
送朝廷的内部的这种不同主张、主张不同导致的派系倾轧，会直接反映在边关政策的摇摆不定上面，也就是说，是不是要建立和防卫永乐城，都有是坚定、有时犹豫、有时反对。
何况即使一如既往的坚定，没有相应的能力配套，也依然无法落实到永乐城的防守上面。
西夏围城起见，沉括等人想去增兵和运送粮草入城，而一直被西夏人隔阻在外，就是例证。
其实，这里有一个最深层的原因，就是那个永乐城虽然重要，也只是对宋朝扩大影响和边关安危重要，却远远不能威胁宋朝存在和安全。
也就是说，那些求稳的官员，可以不用担心永乐城是否存在。
反观西夏，永乐城的建立等同于在他们的咽喉之处安放一个巨大的闸门，是他们呼吸进食的毕竟之路，一旦关闭，不是憋死就是饿死。
对这种咽喉要地，他们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拼死夺回来。
即使暂时不死，如鲠在喉的感觉，也太难受了，所以，他们的心态就是灭此朝食，与驻守永乐城的宋朝军人不共戴天。
对永乐城的战略意义认识不同，也导致了双方行动上的差异；而宋方主帅和将领的应对失措也起到了加速作用。
岳飞对这些东西，之前就都有了一个概括的认识，他问沉博毅，就是想了解一下具体经过，更重要的是，他想看看沉博毅的认识。
在岳飞的战略思考和长期蓝图中，西夏也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因素，用什么方法解决是第二层次的问题，而且西夏也不是主要敌人。
处于这些考虑，虽然沉博毅的回答太多详情，超过了岳飞问题的预期，岳飞也没有打断他，而是津津有味的聆听起来。
文化人就是不一样，沉博毅竟然将当时的情况描述得活灵活现，很是吸引好奇心贼强的岳飞，所以时间虽然花费得多了一些，但是没有人觉得枯燥，哪怕程颐这个老头儿，也毫无困意。
沉博毅继续讲古，特别提起那个徐禧，一脸无奈，还有恨铁不成钢。
岳飞估计，他也就是出于对死人的尊敬，否则早就骂他了。
再说，那种自己把自己蠢死的人，骂也是白骂，如果骂骂就管事让他改邪归正，也不至于蠢死。
沉博毅说：“那个徐禧平常就喜欢对兵法高谈阔论，我看他比战国时期的赵括还严重，论及西北边关战事，他总是这样说：‘西北可唾手取，恨将帅怯耳！’意思是说，西北边境那些对手都是小儿而已，拿下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之所以还没有大功告成，就是那些可恨的主帅和将领心存胆怯，不敢和那些敌人交手。
“就是这个人，和赵括一样的纸上谈兵，骄狂自大，面对敌人时，和宋襄公一样讲究仁义，这二者有其一，必败无疑；何况这个徐禧二者兼具，所以下场是兵败身死，也就毫不奇怪了。
“最可惜的是，他一手导致的这场败亡，浪费了变法派多年积累的名声和财富，尤其是重大伤亡，令人痛心疾首。
“这样的一个人，被皇上重用，也表明了神宗的昏庸，识人不明用人不当，是昏君最大的昏庸。
“不过，浙江事情也不是神宗一个人的责任，他当然也有犯错误的可能，问题是他自诩为明君，什么事情都是对的，就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
“让神宗成为昏君的还有那些引荐非人的变法派大臣，而引荐徐禧的就是吕惠卿，王安石之下变法派的二号人物。
“因为吕惠卿对神宗不遗余力推荐徐禧，神宗信赖吕惠卿，因此对徐禧立即重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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