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干下去！您说有什么办法？习惯了，不得不这样。我还要对您说，”那个地主臂肘搁在窗口，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我儿子对农业毫无兴趣。看来他要做个有学问的人。这样，我的事业就没有人继续了。可我还是照样干。最近我又办了个果园。”
“是的，是的！”列文说，“您说得很对。我总觉得搞农场没有实利，可我还是照样干……总觉得对土地有一种义务。”
“让我来讲件事给您听吧，”那个地主继续说，“有一个做买卖的邻居来看我，我们在农场里绕了一圈，还参观了果园。他说：‘啊，斯吉邦·华西里奇，您这儿什么都好，可就是果园荒芜了。’其实我的果园弄得很好。他还说：‘要是换了我，我早就把这些菩提树都砍掉了。不过要等到茂盛的时候砍。您这里有上千棵菩提树，每棵树可以锯两块厚板。如今厚板很值钱，还可以砍下来盖房子。’”
“他就可以用这笔钱去买牲口，或者低价买进土地，再分租给农民，”列文含笑替他把话说完，显然不止一次遇见过打这种如意算盘的人，“他就会大发其财。可是咱们能保住自己的产业，再能留些给孩子们，就算上上大吉了。”
“听说您结婚了，是吗？”那地主问。
“是的，”列文得意扬扬地回答，“说起来也真有点儿怪，我们就是这样毫无算计地过日子，好像命里注定了，只能跟灶王奶奶那样一辈子守着家。”
那地主在灰白的小胡子底下冷笑了一声。
“我们中间也有这样的人，譬如我们的朋友尼古拉·伊凡诺奇，或者最近在这里定居下来的伏伦斯基伯爵，他们都想搞现代化农场，可是至今除了亏本毫无结果。”
“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商人那样办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树木砍成木材呢？”列文又回到吸引他的那个问题上来。
“就像您说的那样，我们守着家。那可不是贵族的事。我们贵族的事不是在这里选举大会上，而是在我们各自的角落里。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也是根据我们的阶级本能。在农民身上我也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好农民总是竭力想多租些地种种。不管地多糟，还是一样种。结果也没有好处。总是净亏本。”
“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列文说。“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他看见史维亚日斯基向他走来，加上说。
“自从上次在府上见面以来，我们这还是第一次碰头，”那个地主说，“可是已谈得很痛快了。”
“噢，是不是在骂新制度哇？”史维亚日斯基微笑着说。
“我们不否认。”
“我们谈了个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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