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要看……必须把船丝的价格计算一下。”那德国人被引得开了口，用德语对伏伦斯基说：“这是算得出来的，阁下。”德国人刚伸手到口袋里去掏随身必备的铅笔和笔记本，但一想到他坐在餐桌旁，又注意到伏伦斯基冷淡的眼色，就不动了。“太复杂了，一定会有许多麻烦的。”他归结说。“谁要想赚钱，就不能怕麻烦。”维斯洛夫斯基用德语嘲弄地对德国人说。“我真喜欢德国话。”他又微笑着用法语对安娜说。
“得了吧。”安娜也用法语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我们还以为会在田野上遇见您呢，华西里·谢苗诺奇，”她对病容满面的医生说，“您到那里去过吗？”
“去过，但又溜了。”医生用忧郁的戏谑口吻回答。
“这么说，您又好好运动过了。”
“太好了！”
“那个老太婆的病怎么样？总不至于是伤寒吧？”
“伤寒倒不是，但病情恶化了。”
“真可怜！”安娜说。她和门客们应酬一通以后，就转身同亲友们攀谈。
“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照您说来，制造机器可真是不容易呀！”史维亚日斯基开玩笑说。
“不，怎见得？”安娜说话时满脸春风，表示她知道，在她描述机器操作时一定有什么动人的地方被史维亚日斯基发现了。她这种少女般卖弄风情的新作风使陶丽感到很不舒服。
“不过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在建筑方面的知识实在叫人钦佩。”土施凯维奇说。
“可不是，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昨天还谈到什么防湿层和踢脚板呢，”维斯洛夫斯基说，“我说得对吗？”
“那有什么稀奇，我看得多了，也听得多了！”安娜说，“您恐怕连房子是用什么造的都不知道吧？”
陶丽看出，安娜对自己同维斯洛夫斯基的戏谑并不满意，但又情不自禁地使用这样的腔调。
在这种场合，伏伦斯基同列文的态度截然不同。伏伦斯基对维斯洛夫斯基的胡诌显然毫不介意，相反还鼓励他这样做。
“您倒说说，维斯洛夫斯基，石头是用什么砌起来的？”
“当然是用水泥。”
“不错！那么水泥是什么呢？”
“嗯，有点儿像稀泥……不，像灰泥。”维斯洛夫斯基这样回答，引得哄堂大笑。
除了医生、建筑师和男管家严肃地保持着沉默外，其余用餐的人全都滔滔不绝地谈个不停，时而海阔天空漫无边际；时而纠缠什么问题争论不休，时而嘲弄揶揄挖苦什么人。有一次，陶丽被刺痛了，大为恼火，甚至脸涨得通红，事后想起，还担心当时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史维亚日斯基提到列文，说他有一种怪论，认为机器对俄国农业是有害的。
“我没有认识这位列文先生的荣幸，”伏伦斯基微笑着说，“但是他恐怕从来没有见过他所指摘的那种机器吧。就算他见过也试用过，也一定是老爷机器，不是进口货，是俄国土造的。这样还谈得上什么观点呢？”
“总之，是土耳其人的观点。”维斯洛夫斯基笑嘻嘻地对安娜说。
“我不能为他的意见辩护，”陶丽气得满脸通红地说，“但我可以说，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要是他在这里，他一定知道怎样回答你们，可是我说不出。”
“我很喜欢他这个人，我同他也是老朋友了，”史维亚日斯基和蔼地微笑着说，“但是，恕我说句实话，他这个人多少有点儿怪，譬如他硬说地方自治会和调解法官毫无用处，说什么也不愿参加。”
“这是我们俄国式的冷淡，”伏伦斯基把玻璃瓶里的冰水倒进一只高脚杯里，说，“没有感觉到我们的权利加在我们身上的责任，因此把它推卸掉。”
“我不知道有谁比他责任心更强的了。”陶丽被伏伦斯基妄自尊大的语气激怒了，这样说。
“我恰恰相反，”伏伦斯基不知怎的显然被这场谈话刺痛了，继续说，“我恰恰相反，像我这样的人，靠了尼古拉·伊凡诺奇（他指指史维亚日斯基）的大力支持，当选为名誉调解法官，我很感激给了我这样的荣誉。我认为出席地方自治会和调解农民的马匹纠纷，同我所能担任的其他工作同样重要。要是选举我正式当地方自治会议员，我认为这是一种光荣。也只有这样，我才能偿还我作为地主所享受的利益。可惜大家都不理解大地主对国家的作用。”
陶丽感到奇怪的是，伏伦斯基在自己家里的餐桌旁竟那么自以为是。她想起，列文虽然见解不同，但在自己家里吃饭，往往也是那么过分自信。但她喜欢列文，因此站在他一边。
“那么，伯爵，下次开会能指望您参加啰？”史维亚日斯基说，“但是得早一些去，最好八点以前到那里。您能赏光到我家去吗？”
“我倒是有点儿同意你妹夫的看法，”安娜说，“只是不像他那样激烈，”她笑眯眯地说下去，“我担心现在我们的社会公职太多了。就像从前官僚太多，什么事都要有个官到场，如今什么事都得有社会活动家参加。阿历克赛来到这里才六个月，已经担任五六个社会团体的职务了。什么慈善救济委员啦，调解法官啦，地方自治会议员啦，陪审员啦；还有什么马匹委员会啦。照这样生活下去，全部时间都要抛在这上面了。我怕事情太多，难免流于形式。尼古拉·伊凡诺奇，您有多少个公职啊？”她问史维亚日斯基，“总有二十来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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