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垂死的人旁边又这样坐了好一阵，一直等待着终结。但终结没有到来。门开了，吉娣出现了。列文站起来想拦住她。但就在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听见垂死的人动了动。
“别走！”尼古拉说，伸出一只手。列文把一只手伸给他，生气地向妻子挥动另一只手，要她走开。
他握着垂死的人的手坐了半小时，一小时，又一小时。他不再想到死了。他想着吉娣在做什么，隔壁房里住着什么人，医生住的是不是他自己的房子。他很想吃东西，很想睡觉。他小心翼翼地抽出手，摸了摸垂死的人的脚。脚凉了，但他还有呼吸。列文又踮着脚尖想走开，但病人又动了动，说：
“别走。”
天亮了。病人的情况没有变。列文悄悄地抽出手，眼睛不看垂死的人，回到自己房里去睡觉。他醒来的时候，没有听到他预期的哥哥死亡的消息，却听说病人又恢复原来的状态。他又坐起来，咳嗽，又开始吃东西，说话；又不再谈到死，又表示希望恢复健康，变得更加暴躁更加忧郁了。不论做弟弟的，不论吉娣，谁也无法使他平静。他生每个人的气，对每个人都说不愉快的话，为他的痛苦而责备每个人，要求给他从莫斯科请一位名医来。人家问他觉得怎样，他总是恶狠狠地抱怨说：
“我痛苦极了，受不了啦！”
病人的痛苦越来越厉害，特别是由于无法医治的褥疮。他对周围的人也越来越恼火，动不动责备他们，特别是因为没有替他从莫斯科请医生来。吉娣千方百计照顾他，安慰他，但一切都白费。列文看出她在体力上和精神上都疲劳不堪，虽然她自己并不承认。那天夜里，病人唤弟弟来准备同生命告别，因而在大家心里引起的死的感觉，现在被破坏了。大家知道，他很快就要死了，他已经死去一半了。大家只有一个希望——但愿他快点儿死，可是又都隐瞒着这种念头，给他服药，替他找药找医生，欺骗他，也欺骗自己，并且相互欺骗。这一切都是虚伪，都是侮辱人格、亵渎神明的可恶的虚伪。列文出于他的本性和比谁都热爱垂死的哥哥，特别强烈地感觉到这种虚伪。
列文早就想使两位哥哥和解，哪怕在尼古拉临死前的时刻，他写信给柯兹尼雪夫哥哥，接着得到他的回信，他把这信读给病人听了。柯兹尼雪夫来信说，他不能来，但恳切地请求弟弟原谅。
病人一言不发。
“我该怎样给他写回信呢？”列文问，“我想你不生他的气吧？”
“不，一点儿也不！”尼古拉听到这问题，怒气冲冲地回答，“你写信去叫他替我请一个医生来。”
又过了三天痛苦的日子，病人的情况还是这样。现在凡是看见他的人，不论旅馆茶房也好，旅馆老板也好，旅客也好，医生也好，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也好，列文也好，吉娣也好，都觉得他还不如死了的好。只有病人自己没有这个愿望，相反，因为没有替他请医生来而生气，并且继续服药，谈着生的问题。只有当鸦片使他暂时摆脱不停的痛苦时，他在迷糊中才偶尔说出他心里比谁都更强烈的真情：“唉，但愿快点儿完结！”或者，“什么时候才结束哇！”
越来越厉害的痛苦起了作用，使他准备死。没有一种姿势他不觉得痛苦，没有一分钟他能摆脱这种感觉，身上没有一处地方不疼痛，不在折磨他。甚至对这个身体的回忆、印象和思想都在他心里唤起嫌恶，就像他嫌恶自己一样。人家的模样，人家的话，他自己的回忆，对他来说一切都只有痛苦。他周围的人都觉察到这一点，在他面前都不知不觉地不让自己随便活动、谈话、流露自己的愿望。他的整个生命只剩下痛苦和希望解脱痛苦的欲望。
他身上显然正在发生变化，使他把死看作欲望的满足，看作幸福。以前，由痛苦或者贫乏而引起的各种欲望，例如饥饿、疲劳、口渴，总是由肉体机能上的满足而得到快感；现在呢，贫乏和痛苦并没有获得满足，而试图满足反而引起新的痛苦。因此全部欲望就汇合成一点：希望从一切痛苦和产生痛苦的根源——肉体中解脱出来。但他找不到适当的话来表达这种解脱的欲望。因此他不谈这事，却照例要求满足那些无法满足的欲望，“把我翻到那一边。”他说，但立刻又要求让他恢复原状。“给我喝点儿肉汤……把肉汤拿走……给我讲讲什么，你们怎么不说话？”但人家一开口，他就闭上眼睛，显出疲乏、冷淡和嫌恶的神情。
在他们来到城里的第十天，吉娣病了。她头痛、恶心，一早晨都不能起床。
医生说，她的病是疲劳、激动引起的，要她安心静养。
但午饭以后吉娣起床了，照常带着针线活到病人房里去。她进去的时候，他严厉地对她瞧瞧，听说她病了，又轻蔑地冷笑一声。这一天，他不断地擤鼻涕，沉重地呻吟着。
“您觉得怎么样？”她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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