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罗岳和周唯颖告辞离开，各自回各自的宿舍去休息。而等两人走了以后，周萍才道：“老秦，你觉得那个李壮勇有问题吗？”
秦铮和周萍是从小一起长大，算是青梅竹马，两人在一起相处了40余年，互相之间可以说是十分了解熟悉，只用一个眼神，一个细小的动作，都知道对方是什么想法，因此周萍早就看出了秦铮的想法，不过秦铮没有说出来，自有他的道理。周萍也沒有多言，而现在只剩他们夫妻两，周萍才问出来。
秦铮点了点头，他是熟知历史的人，当然知道在旧时空里，先辈们的思想教育改造能力确实十分强大，往往前几天还是胆怯无能的敌人，而在几天以后就成了我们勇敢的战士，但既使是在旧时空里，思想教育改造也不是百分之百有效，一般来说，思想工作对社会底层的人，受教育不多的人，年轻人的效果好；而对社会层次较高，受教育多，而且年龄较大的人效果就要差得多，还有一类就是对土匪、地方帮派、江湖人士这类游走于社会边缘的人效果还要更差。
尽管义和团的成员基本是属于社会底层，但义和团的首领人员、大师兄等人却基本是地痞、地方帮派、江湖人士这类游走于社会边缘的人，如义和团早期的首领阎书勤、赵三多、朱红灯都是地方帮派的人员，而进京以后的首领曹福田是游勇出身，张德诚是船帮出身、林黑儿是船妓出身，总之都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当然一般的老百姓也不可能发起义和团，只有这样社会地位虽然不高，但民间有一定号招力，并见识过一些世面，有一定的组织能力的人才可能组织发起义和团来。
不过这一类人的知识虽然不多，但社会经验十分丰富，由其是常在社会底层生存，而要团结身边的人，主要是依靠旧式的江湖义气，甚致是迷信，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行事原则和处世思想，因此这类人的思想往往都是极难改造的。
李壮勇在义和团的地位自然不能和曹福田、张德诚这些人相比，只能算是但他却是经历过义和团运动的**期，一度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对李壮勇的影响相当大，和姜海东这类山东的义和团众是不一样的，他的思想观念是很难扭转过来。
这次违抗军纪事件，只是偶然中的必然。当然也不是说李壮勇的思想不可改造，但需要时间和环境，但现在的人民军，这两个条件都不俱备。因此李壮勇以后很可能还会闹出事来，如果真的闹出了大事，如造成穿越者有伤亡，就有可能连累到罗岳身上。
而听了秦铮的解释之后，周萍也不仅担心起来，道：“这些事情，你刚才怎么不对小罗说呢？干脆借这次违纪，把李壮勇开除，或者是调离算了。”
秦铮道：“看他的样孑，对能够改造好李壮勇信心十足，就算是我说了，他也未必会听得进去，就算是照我的建议，把李壮勇开除，或者是调离，但心里还是不以为然，而且以后很可能还会犯错。所以这一次我就放手让他去做，如果真的做好了也是好事，说明他真有一套御下的手段，而没有做好也不是坏事，年轻人不受点挫拆，是很难成熟起来的，而且到目前为止，小罗的经历都太顺了，这对他可并不是好事啊。而且现在我们的盘子不大，他的职务也不高，因此就算是出了篓子，我还可以帮他压一压，就算暂时受挫，以后也还有机会，等到将来我们的规模大了，而且小罗也位高权重再出事，恐怕连我也沒有办法帮他。”
听了秦铮的话之后，周萍也就沒说什么，在旧时空里，秦铮的晋升道路也算是快的，除了他个人的能力之外，也不乏权力的争斗，秦铮在这方面是深有体验的，其实不仅仅是秦铮，夏博海、肖建军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因此有秦铮在背后支持，相信罗岳也不会有事。
第二天一早，众人都按照昨天的安排计划开始工作，罗岳带领一个连，保护医务人员在北京选择设立医院的位置；李松晨也带着行政部门的主要人员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调查，毕竟要治理好北京，首先要了解北京的实际情况，各项措拖可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想出来的，当然他们也是有军队保护；而其他的部队要么进行换岗转移驻地，要么就是在街上巡视，維持秩序。
而秦铮的工作则在皇宫里安排了两次接见，第一次是接见各国驻清廷的公使；而第二次接见则是接见北京各教堂的负责人员。
人民军占领北京以后，在第一时间里就派兵进驻东交民巷，虽然沒有限制各使馆的行动自由，但全面封锁了东交民巷，各使馆的活动只限于东交民巷内，而外面的人也不能进来。而且电报线路也被切断，各国使馆都无法向处传送消息。
而面对着人民军士兵的枪口和刺刀，各国的公使也都十分明智的选择了克制。因为这时各国的公使对海外华人的事情都己经知道不少，尽管海外华人不像义和团那样盲目的排外、仇视外国人，相反还极为开通而文明，但对各国的态度却要比清廷强硬得多，在他们刚一登陆天津，就强行关闭了天津的俄国领事馆，直到现在天津的俄国领事人员都只能住在法国领事馆里；而在上海谈判期间，也是寸步不让，当清廷决定单方面向各国妥协时，他们断然的退出了谈判，并且就在第二天，发动了北京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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