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城伯李国助交待完这些，就带着自己的亲信直奔兵部。
走在路上，他还在想开拔银这回事是不是真的？会不会是京营这些将领故意给自己找茬呢？他又不敢肯定，毕竟在他看来，这些粗鄙的武将们很可能会看自己不顺眼，或者是为了给英国公出气故意给自己找事也说不定。
自己要是到了兵部，发现没有这回事，那自己可就丢大人了。而且自己即使受了这些气，也不能把这帮大爷们怎么着。他也知道几个副将那肯定是英国公的亲信，下面的军官很多也都是勋贵子弟。
虽然自己是崇祯皇帝任命的京营总督，但如果贸然处置这些人的话，很可能引起勋贵们的不满，到时勋贵们结成伙来给自己做对，那皇上也不一定给顶得住，到时吃亏的还是自己。
这一刻的他是无比怀念从前京营有个文官协理的时候，如果这时有个文官协理在旁边，那这些事自己只用问问这个协理就知道了。
京营协理是于谦在改革京营制度时推出的，他把原来三大营的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这些编制都给撤消了，统一设立了一个京营总督，并且规定由一个御史或者兵部侍郎出任京营的协理，协助总督处理京营事务。
通过这个措施，再加上粮草和兵器都是由兵部直接管理，这就彻底架空了这个由武官出任的京营总督。从而使京营也如地方上的部队一样，兵权是落在文官之手的，而武将则彻底成为文官的狗。
但京营协理这个职位在天启皇帝看清楚文官的面目后就被天启皇帝给撤消了，因此现在的京营是没有文官协理的。
在历史上那个时空，这一职位被崇祯皇帝在崇祯二年时重新设立。从而在撤消了东厂，把锦衣卫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北京城内，并由骆养性这个东林党的人出任权力已经大为缩小的锦衣卫指挥使后，把天启皇帝本来已经从文官手中夺过来的京营指挥权重新送给了文官。
所以，后来的崇祯皇帝在对文官失望之后，只能通过不断换人的方式来找出路，毕竟他手里已经没有任何可以调动的兵力了，甚至就连他自身的安全也得不到保障。
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再也不提商税的事了，否则的话，人家文官想对他动手那是容易得很，根本不用像正德皇帝和天启皇帝那样弄得那样复杂，轻轻松松甚至是光明正大的就能搞死他，而他呢？不要说反制了，连自保的力量都没有。
又扯了一点题外话，现在书归正传。
当襄城伯带着自己的亲信带到兵部时，兵部除了看门的卫兵外，已经没有其他的人了。毕竟现在已经是中午时分了，人家已经回家吃饭去了。
没办法，他只能饿着肚子去兵器尚书霍维华家里找人，好在霍维华对他还算是热情，把他让到家里听他说了情况后，霍维华说：“伯爷，对于这个开拔银的事情，我也不是太清楚，你也知道原来我不管兵部这一块。这样好了，等会我们一起去兵部，找我那些下属了解一下就知道了。”
之后，霍维华又留他吃了顿午饭。然后两人才在大约按现在时间两点钟的时候回到了兵部，好在这时兵部的众位官员都已经回来上工了。
于是霍维华叫了一个从前管这一块的兵部主事，这才弄清了这个开拔银的状况。
原来，这个开拔银主要是针对卫所兵来讲的，毕竟先前朝廷经济紧张时，经常拖欠卫所兵的军饷，有的甚至能拖欠一年以上。本来这些卫所兵就穷得很，现在一年都不发饷，而且就是发了，也领不到全饷，这就使得卫所兵非常的不满。
当有战事时，兵部的调令下达后，这些卫所兵就以没有发军饷为由拒不奉招。在这个事上本来就理亏的文官们只能选择说好听的，否则的话一旦出事皇帝肯定会问为什么不给下面发饷，到时这些兵部甚至是内阁的大爷们就会受到连累。
因此，后来就有文官想出了这个办法，那就是无论是调谁出征，出征前都要先把从前拖欠的军饷给补齐，然后再发一部分钱来做为开拔费。至于京营由于这些年从来就没有出征过，所以这个兵部主事也不知道应不应该发这个开拔银。
听了兵部这个主事的介绍后，襄城伯立刻表态说既然下面都发了这个开拔银，那京营当然也得发了。毕竟这个事情是由他来办的，如果不发开拔银的话，他估计京营的那帮大爷们是不会同意出征的，到时受处置的肯定就是他了。
看到襄城伯这样表态后，霍维华也就同意了李国助的意见，他可不想因为开拔银的事使京营不愿意出征，到时崇祯皇帝一旦过问起来，那就是他的责任了。因此，他马上给李国助出了个发开拔银的公文，让李国助拿着这个公文去户部要钱。
当李国助满怀希望的来到户部后，新任户部尚书毕自严倒是客客气气的接待了他。只不过当李国助说要领开拔银时，毕自严告诉他，户部出钱只有两个途径那就是要么皇帝下旨，要么内阁出具文书，否则的话户部是不能向外拨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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