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李晟基带着忠义都与横刀都到了。
第三天，欧阳浩带着吕琦也到了。
听说李彝景大军犯镜，被佑国军击退后，吕琦心里已经知道李晟基是绝对不会将宥州让出来的。
不过皇命难违，他还是试着说服李晟基。
“代王，现在大唐四面为敌，好不容易将党项族羁縻在定难军，此战过后，我怕彰武以北无宁日矣”
“那以大人之见？”，李晟基好整以暇。
“不如让出宥州，宥州之地多为荒漠、草场，不宜于农耕”
“再者，虽为一州，实则与一县也相差仿佛，以前定宥州时，无非是将在宥州附近游牧的各个部落视为一县，让出来与大王损伤甚微，却又羁縻住彼等游牧部族，从朝廷来看，岂不两全其美？”
李晟基一听，暗忖真是书生意气。
“中丞可知李彝超事？”，李晟基反问道。
李晟基所说的李彝超，即现任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的弟弟，上一任定难军节度使。
后唐李嗣源时代，河西诸镇都说李彝殷之父李仁福暗通契丹，朝廷怕他和契丹联合用兵，并吞河右之地，南向侵掠关中，一直在暗中筹划。
李仁福去世后，李嗣源任用他的儿子李彝超为彰武留后，调迁彰武节度使安从进为定难留后，又怕李彝超拒不赴任，同时命令静塞节度使药彦稠带兵五万人，由宫苑使安重益为监军，护送安从进赴镇所上任。
之后，彝超上表奏称：“奉诏授延州留后，已迎受恩命，缘三军百姓拥隔，未放赴任”，明宗下诏派阁门使苏继彦前去夏州催促他。
李彝超拒不奉诏，派遣自己的兄弟把守青岭门，聚集境内党项诸部以自救。趁药彦稠大军刚进芦关立足未稳之时，李彝超派党项兵抄掠官军粮运及攻城器具，后唐军被迫从芦关退守金明。
当年五月，安从进领军至夏州城下，但李彝超仍然拒不接受朝廷的调令。安从进无奈只有下令猛攻夏州。夏州的城垣本是赫连勃勃所筑，坚如铁石，凿不能入。又有党项几万骑兵在四野流动，抢掠粮食财物，致使官军不能进行收粮、运粮。山路又艰险狭小，关中百姓运输一斗米、一捆柴草，要费钱数贯，民间困若竭尽，无力供应。
七月，李彝超、李彝殷兄弟登上城垣对安从进说：“夏州很贫穷，没有珍宝积畜可以充当对朝廷的贡品和财赋，只是因为祖父、父亲世代据守此地，不想把它丢失了。这个小小孤城，战胜它也不足以宣扬威武，何必这样麻烦国家劳师费财！请您上表把情况报告朝廷，如果朝廷能准许我们自新，或者派遣我们去征伐异邦，我愿意去打先锋。”
李嗣源听说夏州传回来的战报后，明白夏州城确实难以攻下，无奈命令安从进带兵返回。
从此，夏州疏远后唐朝廷，每逢有人叛变（比如石敬瑭等），必然暗中与之通连勾结，来达到要求贿赂遗赠的目的。
吕琦听了沉默不语。
李晟基又问道：“平定黄巢之乱，谁居功最伟？”
吕琦不知道他是何意，便说道：“自然是二李，其中尤以河东李氏为甚”
平定黄巢之乱，李克用的沙陀兵、拓跋思恭（李思恭）的党项兵都有功，但李克用的功劳无疑最大，封到河东后，大唐但有所命，无不恭敬积极以对，而拓跋思恭的后代却常常挟兵自重，没有好处他们是不会出兵的，一旦有祸乱，他们则周旋于朝廷与叛乱者之间浑水摸鱼，获取好处。
更过分的是，历任定难军节度使都将陇右的党项人引到关内为己任，目前除了定难军有大量的党项人，在原州（今固原县）、庆州（今环县）、延州（今延安市）一带也有不少的党项人存在，特别是延州、庆州一带的野利部，号称六部，李彝殷很容易就可以鼓动他们叛乱，招兵的时候再招募上万骑也绰绰有余。
目前定难军的正规军只有两万人左右，但如果他们将所有党项牧民动员起来，仅在定难军、彰武军就可以再增加三万左右的骑兵，这也是后唐政府迟迟不敢惹恼定难军的原因，一直到后周建立时郭威也是望洋兴叹。
不过既然李晟基来到这个世上了，就不能再让狡猾的党项人再得逞了，占领大草原只是第一步。
等李晟基将这番话说出来了（其实他也不知晓这些，但薛文遇知道啊，上次去洛阳他还专门向薛文遇请教了这一点），吕琦沉吟半响才说：“以王爷之见，该如何处之？”
李晟基答道：“两次作战的俘虏我佑国军可以放回去，不过马匹得留下，宥州我是占定了，请中丞大人回去禀告皇上，明宗时期大唐所受屈辱臣一定会让李彝殷百倍偿还”
吕琦听了也有些振奋，“难道王爷还想夺取夏州？”
李晟基点点头说：“夏州、宥州都在边墙以外，还都是出产战马的地方，一旦被契丹或党项人夺取，对大唐的威胁实在太大，这么好的地方，当然要掌握在朝廷手里，如果李彝殷失去了夏州，偏隅于边墙以内，战马出产有限，大唐则可高枕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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