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毛生产很顺利。纺织机原本就有现成的技术。那些原本用来纺织麻布的机器，把原料换成羊毛之后，只需要简单地调试一番就行，很快就投入了生产。
而羊毛的产销分配模式，让李申之对这个时代的经济模式有了一些理解。
李申之生于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
在商品经济时代，收购羊毛的时候羊毛有价格，工人的劳作可以换取工资，纺织品成品也有其相应的价格。
金钱就像社会财富的润滑剂，就像社会的血液，将社会财富运输到各个部位，帮助社会财富在流转。
而在应天府，羊毛归官府所有，土地也暂时归官府所有，一切仿佛都固定下来，很僵化。
给一部分流民分了田地，让他们从事农业活动。
还有一部分流民，则是分流到了各地的工坊。
分入工坊的流民们，官府对他们的劳动力支付粮食衣服等生活必需品，以此来交换他们的劳作。这样的招数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叫以工代赈。
不干活的人只能喝一碗稀粥，干活的能喝稠粥。
在社会经济崩坏的情况下，劳动力变得极度不值钱，而粮食的价格被拔到了无穷高。
高到一个活人只能换一斗米。
然而细想之下，这种卖儿鬻女的交换，未尝不是充满着人类的良知。
若是真的泯灭了所有的人性，光是把一个人的一身肉刮下来，都不只一斗米。
寻常的以工代赈，是组织流民去修路筑城，疏通河道，很少有官府组织流民从事生产活动。
应天府组织流民从事作坊生产，还是头一遭。
制造出来的纺织品全都存入府库之中，等待统一分配。
这样的模式，倒是与李申之父辈的记忆更加相仿。
而正是基于这种现代与古代社会制度的忽而相仿又忽而不同的混乱错觉，让李申之对于国际上流传的一种观点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华夏自秦以后便不再是封建主义社会。
所谓的封建，其实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封建的政治制度，一层是指封建的经济制度。
虽然马子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然而经济基础并不总是能决定上层建筑，两者之间可以有巨大的差距。
期间的差距倒与“天赋与努力决定上下限”的论调有共通之处。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有其科学的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富裕余量。
所谓封建的政治制度，是分封自治，国家把领土分给一定数量的贵族，由这些贵族各自统治自己的领地，在各自的领地中有极大的自治权，最典型的便是周朝，西汉在前中期也施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封建分封制度，直到推恩令的强制实施后，分封制度才从根本上被瓦解。
其形式与现代社会的联邦制国家很像。
从秦开始，华夏人便步入了郡县制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虽然在其后的时代偶尔有反复，比如西汉初期再次步入了分封制与郡县制混合的状态，但时代的大趋势始终是郡县制。
而到了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分封，与真正意义上的分封有着天壤之别。这时候的分封，受封者只有领地的收益权，并不足以发展为一个独立的王国。
这种分封制，未尝不是当权者的一种偷懒。
本来应该对有功者进行赏赐，而官府懒得赏赐，便直接划了一块地，让有功者自己去收赏赐。
颇有一种黑社会拿欠条顶账的感觉。
可是为何官宣一直说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呢？这其实说的是经济模式。
所谓封建制的经济模式，其实就是以私人占有土地，农民依附于土地生产生活的一种经济模式。
而国家的统治基础，不论是税收还是劳役，全都是以土地为统计标准。
如果这样算来，其实改开以前的经济模式中，依然有很浓烈的封建模式。
只不过农民的产出不再有地主来剥削，而是由农民自行支配。
亦或者说，是一种没有剥削的封建主义。
回到眼前，就应天府的局势来说，这样的运行模式是最好的。
李申之不需要市场去做什么资源调配和选择，他自己就知道市场应该怎么样，知道哪里是未来的突破点，哪里可以最大程度地提升自己这一方的实力。
然而事实证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
虽然从宏观角度上去看，人的行为会有许多特定的特征，但具体到某一件具体的事项上，则会有巨大的偶然性。
就拿楚丘县来说，谁能想到一直安安稳稳的黄庭，会是第一个暴雷的人。
产能过剩。
楚丘县的纺织品生产热情空前高涨，一时间竟然导致水利资源不够用了。
须知道，一条河流所蕴含的能量是有限的，并不能无休止地在上面修水车。
当一条河流的容纳能力达到上限之后，人们便需要去开拓新的能源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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