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兰州之战已经过去了两个月，这兰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先感受到变化的就是兰州的官员，继而是百姓和商贾。
街面上的军兵消失了，迅捷军仿佛从来就没出现过，只不过谁都知道在兰州城的西北角有一个大营乃是城中的禁区，每当兰州城出现一点风吹草动时，那座大营便会迅速打开，涌出无数的军兵。
以雷霆之势迅速清剿作乱之人，还兰州一片安宁，待事态平定，这些军兵又会快速的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随着兰州城的安定，作乱的人越来越少，之前也不过是些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的人，不服河西统治而作乱，收拾这些人可谓是毫不费力。
而全城的百姓都知道，河西的官人来了，天也要变了。
河西与大宋最大的不同在何处？当然是在官员和制度上，这个道理就算是寻常百姓都了解，无他，兰州距离河西太近了，无论是来自湟州的消息，还是来自凉州府的见闻，都足以让任何一个大宋的治下百姓心向往之。
追求更好的制度是人的共性，而尤其是在身边就已经有这么好的制度作为参照时，心中的不满和嫉妒便与日俱增。
现在好了，河西拿下了兰州城，并且夺取了兰州全境，百姓们出于对皇权的尊重并没有大肆庆祝，但心中的喜悦却是按耐不住的。
自从夺取兰州城后，河西就已经派遣官员前来，叶安不可能把兰州原本的官员无论大小全部换掉，所以必要的改造就一直在进行。
当然，河西的原则很简单，底层官员没必要全部都换掉，只是把那些名声不好的，百姓有怨言的官员给裁撤，大快人心的同时又不会激起大宋旧官吏的怨恨。
至于高官那是必须要换掉，知州，通判，主簿，等等这些全部都要用河西的自己人，并且还必须是从凉州大政府派过去的才行。
为的就是加强河西对兰州的权利领导，此举最大的好处也是让大政府能对兰州做到垂直管理。
百姓们对于这样的改变是喜出望外的，不光寻常的贪官污吏被换掉，就连政策都大有改变，比如苛捐杂税几乎全部被减免，那是五代时便留下的旧制，就算大宋富裕了，也不曾消弭百姓头上的负担，这就是极为不妥的事。
得益于兰州之战的胜利，河西彻底将税收之制抓在了自己手中，税收关系百姓，更关系河西的未来，叶安要求大政府的官员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税收制度，并且在对百姓，商贾，官府都有利的同时，最大程度上的收取税收。
这话虽然矛盾，但并不是不可行，大政府的官员中有不少精通经济学的，百姓身上减免的税收完全可以从商税上收取，兰州城虽然不再收取入城税和出城税，但商品交易税却必须要收取，这也就意味着百姓在购买商品时就在无形之中把税给缴纳了。
当然，并非所有商品都要交税，比如粮食，蔬菜，甚至是油水都不用交税，这些是生活必需品，必须要控制价格。
河西一项是提倡贸易自由的，只不过谁要是敢对粮食，蔬菜，甚至是肉食下手，那就不要怪河西的税法无情了，这些免税商品只要超过均价的五分之一，那就必须缴纳三倍，甚至是五倍的税收，这些税款远超商贾得来的利益。
得益于河西商业环境的强大和繁荣，税收制度在很多地方做出了改革，不再是生搬硬套大宋的税律，而是推陈出新有了附和自己情况的改变。
但对于兰州百姓来说，那些东西太过遥远，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头上的苛捐杂税是否还在？
身丁税规定，男子二十岁为丁，六十岁为老。凡是在这区间的男丁，都要交纳身丁税，交钱或交绢，与两税同时交纳，还有加上农器税、牛革税、蚕盐税、鞋钱等，以类合并，统称之为“杂变”。
这是百姓头上沉重的负担，也是他们最渴望消除的“大山”，而河西的官员在正式到任后一件事便是宣布废除这些杂税，让百姓休养生息。
这是大大的善政，官员在街口闹事口水横飞的激动宣布，并且耐性的向询问之人做出解答，口渴之际，百姓箪食壶浆献上，而官员毫不避讳的畅饮，这番景象被人画下，拓于报纸之上，一时间整个兰州的报纸收买一空，甚至洛阳纸贵起来。
论宣传和拢络民心，大宋是拍马也比不上河西的。
兰州百姓只看到了苛捐杂税被免除，至于商品的消费税却是完全不在意，因为他们在付钱是没人会告诉他们商品的价钱中就已经加上了交易税。
再加上不断开设的工厂，减少了商品的成本，算下来不光出厂价格本身就便宜，还减少了运输成本。
很快，兰州百姓就变成最拥护河西统治的存在，因为不光苛捐杂税被免除，新任知州范子渊还在兰州推行教育，新建学校，医院，甚至是福泽园和义庄。
这些都是官府出资修建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接纳富商的捐赠，很多时候百姓的劳役也被分摊到这些事情上，并且官府还会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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