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她瞧了瞧。她一脸的怨气使他又害怕又惊奇。他不懂得为什么他可怜她反而使她生气。她看出了他对她只有怜悯，没有爱情。“哦，她恨我，她不会原谅我的。”他想。
“这太可怕啦！太可怕啦！”他说。
这时候，隔壁房间里有个孩子哭了起来，大概是摔跤了。陶丽留神倾听着，脸色顿时变得温和了。
她稍微定了定神，似乎弄不懂她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办，接着霍地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可见她还是爱我的孩子的，”他注意到孩子哭时她脸色的变化，心里想，“她爱我的孩子，又怎么能恨我呢？”
“陶丽，你让我再说一句吧！”他跟在她后面说。
“您要是跟住我，我就叫仆人，叫孩子！让大家都知道您是个无赖！我今天就走，您同您那个姘头住在这儿好了！”
她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
奥勃朗斯基叹了一口气，用手擦擦脸，悄悄地从房间里走出去。“马特维说事情会解决的，可是怎么解决呢？我看不出有丝毫的可能。唉，真糟糕！她叫起来多么粗野呀！”他想起她的叫嚷和“无赖”“姘头”这些字眼，自言自语道，“说不定连女仆都听到了！太粗野了，真是太粗野了。”他独自站了几秒钟，擦擦眼睛，叹了一口气，挺起胸膛，走出房间。
这天是礼拜五，德国钟表师正在餐厅里给挂钟上发条。奥勃朗斯基想起他对这个认真的秃头钟表师开过的玩笑。他说这个德国人“为了给钟表上发条，自己一辈子都上足发条了”。他想到这个笑话，笑了。奥勃朗斯基喜欢说俏皮话。“说不定事情真的会解决的！会解决的，这话说得好！”他想，“应该这样说。”
“马特维！”他叫道。“你同马莉亚还是把休息室收拾收拾给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住吧。”他对走进房里来的马特维说。
“是，老爷。”
奥勃朗斯基穿上皮大衣，走到台阶前。
“您不回来吃饭吗？”马特维送他到门口，问。
“不一定。拿去开销吧，”他从皮夹子里掏出一张十卢布钞票交给马特维，“够不够？”
“够也好，不够也好，总得凑合着过呀！”马特维说罢，砰的一声关上车门，退到台阶上。
这时候，陶丽哄好孩子，听见马车的辘辘声，知道他走了，就回到卧室。只要她一走出卧室，一大堆家务事就会把她包围起来，因此卧室就成了她唯一的避难所。刚才她一走进育儿室，英国保姆和马特廖娜就抓住机会，向她提了几个不容耽搁而且只有她才能回答的问题：孩子们出去散步穿什么衣服？让不让他们吃牛奶？要不要派人去找一个新厨子？
“嗳，别来打扰我，别来打扰我！”她说着回到卧室，在她刚才同丈夫谈话的地方坐下，紧握着瘦得戒指都要从手指上滑下来的双手，从头至尾重温那场谈话。“他走了。但他同她到底怎么断绝关系呢？”她想，“他是不是还在同她见面？我刚才怎么不问问他？不，不，和解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还住在一座房子里，我们彼此也是外人，永远是外人！”她特别感慨地重复着这个她觉得十分可怕的词儿，“我本来多么爱他，多么爱他呀！多么爱他呀！难道现在就不爱他了？我现在不是比以前更爱他吗？最可怕的是……”她刚想到这里，马特廖娜从门口探进头来，把她的思路打断了。
“太太，您把我的兄弟叫来吧，”她说，“他很会做饭，要不然孩子们又会像昨天那样，到六点钟还吃不上饭呢。”
“好吧，我这就去安排。新鲜牛奶叫人去拿了吗？”
就这样，陶丽又忙起日常的家务来，让家务把她的痛苦暂时淹没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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