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知道盛长桢同意自己和杜红裳的婚事，还愿意为自己做媒之后，包大恍若吃了一颗定心丸，再没有先前患得患失的心情，转而打起精神，一心护卫盛长桢。
包大和他手底下这些家将，虽然人数不多，但都是训练有素，人人手里都有一两手绝活。
一路上，倒也遇上了几波拦路剪径的毛贼，都被包大带着手下的家将们轻松打发了，还顺便救下了一些被贼人挟持的百姓，这些百姓们自然是感恩戴德。
盛长桢此行的目的地是宥阳。宥阳县乃江浙道江宁府治下，位于东南之地。盛长桢便一路自禹州南下，往宥阳而去。
说起来，盛长桢出京观政天下，理论上是没有具体的目的地的，他想去哪里观政便去哪里观政，只要留下去过某地衙门的凭证，熬够时间即可。
可以说，这次观政就是一次公费旅游，食宿还由沿途驿站全包了。
盛长桢当初去禹州，也就是为了结识赵宗全，如今去宥阳，则是为了见证御赐的牌匾落成。
说实话，当初盛长桢出京之时，也是存了玩一趟的心思。但现在，经历了一系列事情，盛长桢的心态发生了转变，他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官，为民张目，造福百姓。
这样一来自然也就不能游山玩水，走马观花了，而是要真正到沿途的道、府、州、县去看看，乃至走进乡、村这样的基层组织。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去，才能了解到黎民百姓的真实生活，才能有更加真切的体验，号准这大周朝的脉。
窝在汴京城中，永远都不可能得到这样宝贵的财富。
在这期间，盛长桢听到、见到很多，也收获了很多。
他曾见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他以前以为只存在于诗句中人间惨剧。死去的尸体尚有余温，却生机全无。此情此景，让盛长桢不由地对大周朝的未来悲观起来。
好在，与此同时，他也结识了许多两袖清风、一心为民的好官。他们中很多人都只是微末小官，但却真正在实现自己的理想，克服万难，为百姓办实事。
这些大周朝的脊梁，让盛长桢又重新看到了希望。
盛长桢还去到了偏远的乡村之中。
俗话说，皇权不下乡，大周朝的统治只到县为止。
在广大的乡村，县令的命令都没有那么好使，权力掌控在宗族和乡绅手中。
他们控制了大部分土地和生产资料，而数目众多的自耕农则只能依附于他们。
这些人还实际上承担了替官府收取税收的职责，又当官又当民，又当选手又当裁判，想方设法地钻空子逃避税收。
而那些空缺的数额，自然要压到真正的平民百姓身上。
而官府只管收足额度，至于这些税到底从何而来，他们并不关心。
不止如此，大户们还通过放贷的手段吞并平民的土地。平民向他们借贷，都要负担极高的利率，并以土地为抵押，一旦还不上贷，就要被收走抵押的土地。
每逢灾年，平民家产单薄，缺乏抗灾能力，为了来年的收成，便只好向大户借贷。大户们就能借此手段名正言顺地吞并大量的土地。
大量平民因此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流离失所，甚至为了谋生而落草为寇，最终发展成叛乱。
越往南，这种情况就越严重。因为南边人多地少，人地矛盾更加尖锐，大周朝南边的几次叛乱大都是因此而生。
虽然朝廷很快就调兵平定了叛乱，也涌现出一批像顾廷烨这样的优秀青年将领，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罢了。
这是封建王朝的顽疾，非得来次惊天动地的改革才能够破除。
而如今在位的老皇帝赵开益，很明显没有这样的能力。
老皇帝赵开益在位数十年，施政以仁，这在王朝初期固然是好的，能够休养生息，积蓄民力。
但大周朝已经开国百五十年了!
各种矛盾已经尖锐无比，只是单纯的捂盖子又有什么用？
老皇帝这样做，其实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他没有打破现状，大刀阔斧改革的决心和魄力，就只能勉强维持朝局，惨淡经营。
所谓的仁，直接受惠的，是百官和老皇帝的身边人，至于百姓，却是隔得太远了，无福消受。
这些，盛长桢都看在眼里，但他也无力改变。
盛长桢想得再多，也只是一个从六品的翰林修撰，他蹦跶得再欢，终究还是达不到能够决定国策的层次。
他能做的，也只有尽力救助些看得到的流民，以求心安。
就这样一路进入到了江浙道，离盛长桢的目的地宥阳也就不远了。
此时已经将近入冬，尽管盛长桢是一路南行，也感受到了天气正在转凉，凛冽的寒风不断袭来。
江浙道是大周最繁华的地区之一，不仅农业发达，商业也十分兴盛。最令盛长桢惊奇的是，江浙道的流民比起之前沿路所见，要少了许多。
发现了这一点，盛长桢不由地精神一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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