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鬼子浑身上下都是泥水，已经看不出人形，只有那双疯狂的眼睛还表现出饶一点特征。
手雷紧握在手中，鬼子向前爬行着，接近着。
虽然陈旅长身上穿着一件没有任何军阶标志的雨衣，但周围警卫保护的姿态，如临大敌的布置，以及刚才那个传令兵的敬礼，还是出卖了他的身份。
鬼子不知道是谁，但能肯定是一个大官，他艰难而阴险地终于接近到三十米之内的距离，猛地跳起，嚎叫着抡起了手臂。
啪勾！一声枪响，鬼子如被电击，身子顿了一下，手雷也失去了力气，只勉强扔出去十来米。
警卫们一直保持着戒备，但没想到会有鬼子就在不远处的烂泥里。
不过是怔愣了不到一秒钟，几个警卫便一边开枪，一边把长官围得密不透风。
啪勾！又是一声枪响，鬼子猛地向后一仰，摔倒下去。
远处，楚娇和张成富拉动枪栓，子弹上膛，保持着肩射姿势，互相配合着，戒备着战场上的动静，缓缓走了过来。
“是阿娇和成富。”陈旅长笑了起来，伸手拔开卫兵，向着走过来的两人招了招手。
楚娇和张成富，双狙模式，在大别山根据地已经杀出了威名。
不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据地，而是国*军的敌后抗战边区。
没错，在敌后抗战的不仅仅有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的游杂武装，还有成建制的国*军。
全面抗战爆之初，gm党只重视正面战场，“重视正规军，各地区仅有少数自卫军义勇军，类似游击队之组织”。
但是随着平津、晋冀和江浙等大片国土的沦丧，gm党正规部队的迅溃败，许多有识之士深感中国“以劣势的装备，光是同敌人在一点一线上争胜负，一定得不到很好的结果”。
于是，“全面战”与“全体战”的论调，就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术语。
国民政府也意识到了这点。为顺应新情势，军委会在1937年12月13日策定新的计划，指出“国*军以确保武汉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廊，动广大游击战”。
1938年1月8日，蒋zs又在汉口召集重要军事会议，研讨对敌战法。
在此次会议上，白崇禧提议：在战术上，“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
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
白崇禧的建议被蒋zs采纳，随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
当然，蒋zs逐渐重视游击战也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
华北沦陷后，gm党部队，尤其是嫡系部队，几乎全部撤退。八路军深入敌后，很快得到展，建立了大片根据地。
正是华北的教训，使蒋zs警觉起来，上海、南京失守后，他特意把韩德勤的部队约十万兵马留在苏北，皖北也留下了廖磊的七万部队。
汉口会议的召开，标志着gm党敌后游击战术思想已经初步形成，但与之不相匹配的却是游击理论的匮乏。
当然，五次“围剿”红军的经历，对gm党军事思想的转变也产生了深远影响。gm党从中了解和熟悉了游击战术，并且有了部分的研究和运用。
之后，国*军建立了很多游击指挥部，以及由正规军编成的游击部队。
比如：苏北有李明扬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指挥部；陈太运苏北挺进队；鲁西有山东敌后抗战部队大本营，正规军和众多游击武装相配合；皖北则先后有安徽游击总司令张义纯的淮北民众抗日自卫军；豫东有孙桐萱、何柱国的豫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下设豫东游击总司令部、豫鲁边区游击指挥部，有数十个纵队和十余个支队。
除此之外，还有大别山的廖磊的21集团军、徐源泉的26集团军、张义纯的安徽抗日自卫军、王懋功江苏挺进军、张轸豫东挺进军、鄂东游击纵队、大别山游击纵队等等。
但抗战八年，国*共*两党都在敌后致力于建设抗日根据地，但结果迥异。
gm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到一九四三左右，基本上都已丧失。近百万敌后游击武装，到一九四五年也差不多损失殆尽。
相反，gc*党的抗日根据地，从陕北一隅，迅扩展到十余省。敌后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数万人，展到抗战胜利时的近百万之众。
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样是经营敌后抗日根据地，二者的结局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先：gm党敌后战场屡屡配合正面战场，引来日军疯狂扫荡。
与中*共在游击战中能够坚持“独立自主”有所不同，虽然蒋zs提出了“游击战高于正规战”的口号，但gm党各个游击区的抗日部队，其活动的主旨仍然是为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服务，作战自由度其实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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