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惊人消息在上都急速流传开来：皇帝（大汗）忽必烈将亲征阿里不哥。
这是忽必烈第三次亲征了，前二次他都顺利地打败了阿里不哥，夺取了哈拉和林，现在是第三次亲征，想来也不成问题。
但在上都的上层，知情者则心存疑虑，前二次打败阿里不哥，都是用汉军打蒙军，结果把蒙军给打得大败。
现在阿里不哥也有了汉军，据说还是南朝天家子弟派到北方来掌管的拔都军，可能难打。
在辖地实行“新政”，成效颇着，很得中原人心，但不免侵害了惯于肆意征索的贵族们的利益。倒好，认为阿里不哥的汉军再有能力，孤军作战能有何等作为！
他组织军事会议，决定调动汉人世侯的真定史天泽、易州张柔、东平严实与济南张宏各一万兵马从征，自己亲率另外四万人，合计八万大军进攻阿里不哥。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量的粮草物资从中原地域发往北方，道路上物资车辆与人员是络绎不绝，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有意思的是大队人马以汉人居多，忽必烈在辖地实行“新政”，成效颇着，很得中原人心，但不免侵害了惯于肆意征索的贵族们的利益，所以支持他这个蒙古的蒙古人反倒不多。
他不得不仿照金朝的兵制，建立了自己的近卫力量——“武卫军”，从各路汉军中选拔了三万汉人，武官团亦绝大多数是汉将，犹还嫌少。
同时怯薛军（御林军）中也有不少汉人，所以，忽必烈这八万人，汉人总人数接近六万，足足占了四分之三。
在临行前，忽必烈做了一件甚有意义的事情，他建立了“元朝”！
根据汉人谋臣的建议，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之意改国号为大元，着兴建大都（北平地区），将来用作冬都，上都则为夏都。
自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起，其中名为“大朝蒙古国”、“蒙古大朝国”（或仅称“大朝国”、“大朝”）等名，忽必烈认为容易混淆，他就建立起带有汉文化特色的朝代，定名为“元朝”。
诏书一下，伴随着一轮的封官晋爵和钱财封赏，于是乎，宗王打下的文武官员和小吏皆得其润，或多或少，人人振奋，个个弹冠相庆，都山呼万岁，皇帝圣明。
如宗王得银一万两，都元帅五千两，千夫长一千两，百夫长三百两，小官小吏等十两，一气花掉了数百万贯钱。
导致忽必烈辖地里的百姓苦不堪言，朝廷需要大量的钱财，着落在他们身上，他们竭尽全力，甚至是卖儿鬻女去上交赋税，要是交不上，达鲁花赤（蒙族地方军政长官）就要把他们全部变卖为奴！
说起来，忽必烈在辖地内沿用了耶律楚材制定的统一的赋税制度：每二户出丝一斤以给国家，五户出丝一斤以给诸王功臣。地税上田每亩3升，中田2.5升，下田2升，水田每亩五升，商税三十分而一，盐价银一两四十斤。
说实在话，这个税率非常轻，如商税三十分而一，而南宋根据商品的不同，征税比例为2%一3%不等，实际抽税率要高于10%，如徽、严二州贩运木材至临安，须抽取三分，即30%，这种商税是相当沉重的。
南宋朝税钱不断增多，私增税日益普遍，税目也日益苛细，商贾们遭到了层层剥削，处境艰难。
明朝后，税率稍有下降，同时朝廷有反利，即投资地方，民众得其惠，但商税比起元朝那边为多是事实。
本来元朝的赋税更有吸引力，但问题是，忽必烈不是按照土地数量征收田税，而是按照户口征收，如果每户有两个人，交纳的田税是两石，如果每户有两万人，交纳的田税还是两石。
这种征税方式，必然刺激地主豪强兼并土地，底层人民为了免税而给地主豪强做奴仆。
所以忽必烈的轻徭薄赋政策，并没有给底层人民送去福利，反而因为是蒙古皇帝，给他叠加了民族仇恨和阶级仇恨的双重buff。
同时，在执行收税的工作中，蒙古人横插一刀，一些汉人不法分子买通他们，与他们沆瀣一气，获得了逃税的权利，他们不交税，市场守法经营商户乃至于农户则要交纳大量的赋税，因此生活窘迫，被变卖为奴，流离失所的人众多。
更有甚者，为分汉人之权，忽必烈重用阿合马理财，这位老兄好的不学，学起了南朝的纸币，先是发行“中统钞”，再到“至元钞”（1264年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因军需需要，其发行量不断增加，却没有保证金（金属货币），以至于迅速贬值，原本每贯钞合铜钱六百文足钱，后降为每贯钞合铜钱二百文钱，每贯钞甚至买不到一双草鞋。
朝廷以武力强推至元钞，送出去纸币，回收实物和金属钱币，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民间怨声栽道。
相比之下，南朝孟之祥虽然也发行纸币，但他有实钱担保，纸币一直坚挺。
在至元元年正月，阿合马上奏说：“太原的百姓熬煮私盐，越境到处贩卖。各地百姓贪图他们的盐价钱便宜，争相购买食用，解州的官盐因此而卖不出去，每年上缴的盐税银子只有七千五百两。请朝廷从今年开始增加太原的盐税银子五千两，不论和尚、道士、军士、匠人等各户、都要分摊缴纳盐税，民间通用私盐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方便。
之后，此法向全国推行后，原本不用交纳盐税的和尚、道士、军士、匠人等都跑不掉税收，导致这些原本算是新朝拥趸的民众亦对元朝严重不满！
这些事情忽必烈知道吗？
知道！
完全知道！
然而在他要打败阿里不哥，坐实蒙古大汗与中原皇帝的位置之前，忽必烈必须得到大量的钱财，以充军用和奖励官吏军人们，老百姓只能忍受困苦。
如此一来，就在忽必烈出兵北伐之前，他的辖地内已经是民怨沸腾，这些情报，连同他出兵的情报被飞鸽传书，传到应天府城郊外鸽场，很快就送到了帝国参谋本部总长王坚的案头上。
他一目十行地看完后，往交椅上一躺，舒服地喷出一口气道：“我朝的机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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