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经济话题，会议气氛一下就冷了下来，甚至有点紧张。
显然，这绝对不是在增加几千亿军费开支那么简单的事情。要知道，就算没有张清芳与周自强研制的可控聚变反应堆，004型航母也会开工建造，不过晚几年罢了，而且耗费不但不会降低，还要增加不少。李佑廷提供的报告里就明确的提到，聚变堆能够大幅度降低核动力航母的全寿命成本。
围绕着可控聚变核电站进行的基础建设，前期投资不是几千亿，甚至不是几万亿就能解决的，而是几十万亿、上百万亿的巨大投入，还会持续数十年之久。由此造成的负担，根本无法想像。
在“问天计划”正式启动之后，国务院的官员大多持保守立场，连国防部长彭建军也不例外。当然，彭建军主要是担心基础建设工程大规模启动之后会对军费造成影响，使得众多军备项目无法顺利推进。黎文强的立场最为坚定，即认为在可控聚变核电站真正具备商业应用价值之前，必须控制基础建设的规模，绝不能盲目投资，避免造成不必要浪费。虽然段峰岭的态度比较暧昧，但是在涉及到国家投入的关键问题上，他比较偏向于黎文强，即认为过大的前提投资存在巨大风险，还是不可控的风险，因此前期建设工作一定要谨慎，最好在有了十足把握之后再走出决定。至于其他的部长级官员，大多支持黎文强，只有少数赞成提前开始进行基础建设。
当然，黎文强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
主要就是，基础建设的投入实在太大了，如果可控聚变核电站的商业应用出现问题，哪怕只是暂时的问题，比如没有在预定的期限内解决所有技术问题，耽搁了几年，也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为此，黎文强拿出了很多证据。
按照交通部在去年提交的报告，如果按照“问天计划”设想的前景进行建设，那么电动交通工具就将成为主流，必然会取代由内燃机驱动的交通工具。虽然现有电池的性能依然存在局限性，但是问题不太大。简单的说，只要能够解决电力的问题，那么电池性能的局限性完全可以忽略。到时候，电力价格远远低于燃油价格，而且随电力价格降低，电池的价格也必然会大幅度降低，因此完全可以通过增加电池来解决电池容量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电动车辆达到现有燃油车辆的续航里程。只是，要普及推广电动交通工具，特别是电动汽车，首先得解决电力传输的问题，也就需要建立覆盖全国的超高压电网，同时得配套建设上百万座充电站。即便后者可以通过向民营企业开放市场的方式，用民间资本来搞基础建设，但是前者必然得由国家投资，至少得由国营企业参与。只是这一项，前期投资就要上万亿，而总投资不低于十万亿。
这是个什么概念？
在西元2019到2020财年度，交通部的总预算还不到五千亿元，而且跟交通能源有关的投资不到一千亿元。
当然，将在“问天计划”中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不止是交通。
能源部也提交了一份报告，主要内容是聚变核电站的建造与运营。因为存在保密方面的问题，所以在产业革命的初期，聚变核电站肯定全是国营，只有在保密等级降低后，才会向民营资本开放。按照“问天计划”的规划，至少需要建造一千座两千兆瓦级核电站，才能基本取代现有的火电、水电、风电与太阳能电站。考虑到电力价格降低所带来的需求增加，比如由电动车辆取代内燃机车辆产生的额外负担，准确的说是以全国总能耗为准，那么最终要建造三千座两千兆瓦级核电站。即便不考虑社会发展，特别是国民生活水平提高增加的电力需求，只是这三千座两千兆瓦级核电站的建造成本就在六十万亿以上，而且是理想结果，实际投入很有可能是其两倍。要让三千座聚变核电站正常运行，还需要建造生产重氢、堆芯等必备原料的工厂。
毫无疑问，只是在能源上的投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些钱从哪里来？
没错，华夏的经济规模确实很大，要不了几年，经济总量就将超越花旗，成为全球第一的经济体。只是，华夏的经济实力不是无限大，而且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归根结底是社会总产值，而不是中央银行印出来的钞票。如果把太多资源用在基础建设上，那么其他各行各业都会受到影响。
黎文强是搞经济出身的，段峰岭也是，国务院的大部分部长多多少少懂点经济，因此都清楚这个道理。
赵耀国不是不清楚这个道理，而是有别的顾虑。
“我们首先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投资。当然，准确的说是钱从哪里来。”赵耀国笑了笑，说道，“其实，包括总理在内，很多人搞错了一个问题。围绕着聚变核能进行的基础建设，同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绝非一蹴而就，因此在基础建设上的投资也是分披进行，并非一次拿出所有资金。如果这个过程要持续几十年，那么分到每一年的投入就不会太多。虽然到最后，这些基础建设肯定要耗费大量资源，也必然会对其他行业产生硬性，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产业革命将大幅度的提高社会生产效率。资源是什么？无非就是生产的产品，是生产力的结果，而决定生产力的不只是参与生产的劳动力，还有生产效率。如果生产效率提高了十倍，现在的问题还是问题吗？换句话说，我们不可能靠勤俭节约来凑集建设资金，能够依靠的就是提高生产效率，生产更多的产品。再退一步，哪怕会对其他行业，甚至是民众的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在未来一片光明的情况下，难道民众不愿忍受暂时的困难？这一点，我有足够的信心，因为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只要未来更加美好，炎黄子孙就愿意忍受困难，更会主动去解决困难。如果能通过政府投资带动民间资本，基础建设负担就会大幅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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