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开始好好的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装备。
睡在农舍的马厩草地上。
铺着毛毯和睡袋，我并排和陆羽睡在里面一个墙角。
夜里我用手电在看苏联的地图。
毕竟以后我们就得完全依靠自己了，大家在天不亮时就起来，打包行李，穿着红军的橄榄绿军服背着狙击步枪，补给包，挎着手枪，砍山刀，绑腿插着匕首，背着双肩包，雨衣包裹着的睡袋，水壶。跟着我向北面山峰走去。
我们的通信器材全泡了水，所以只能丢弃，干粮包和炒面被潭水泡湿漉漉的，只能给拿去喂猪。
这里的农民给我们考了不少红薯和饼，所以能让我们在路上坚持三天。
到了车站就好很多。
我还带着小根的，小指头大的金条和银币，这是打算在苏联能交换一点生活补给的。
这一包钱好在随着我的补给包找了回来。
我提着一个一千六百发狙击步枪子弹的铁箱子，走在前面。
陆羽背着一把斯普林*菲尔德M14狙击步枪，挂着一把P40跟在我身后。
我是两把狙击步枪一把手枪一把长刀和砍刀。
身后我的战士都是狙击步枪带MP40。
一路走在树林下面的土路上，步行两百公里至少需要七天。
每天近三十公里的路走起来也是很辛苦的。
我们不能动用苏联战时的耕牛和马匹来拖车。
也找不到自行车和各种交通工具。
所以在异国他乡，只有靠两只脚步行。
好在战士们都是很有战斗精神的老同志，在敌占老区战斗生活了几年，也磨练出了坚韧和足够的忍耐力。
即使脚上的军靴垫了厚实柔软的垫子，每个人的脚上，包括我都打满了血泡。
陆羽的袜子都脱不下来，这女人还咬着牙每天跟着我走30公里丘陵山路。
我用一根长五厘米的钢针刺破了她脚底板的三个大血泡，放出血水抹了云南白药消炎，包扎上干净的绷带，然后在她鞋底换了个干燥松软的的鞋垫。
把她的整只脚包裹得像是打了石膏似的......
在两边脚边放了木骨甲支撑，这样走路就能减少脚底板一半的承受力。
好在后来两天，大家注射了肌肉恢复激素药，体力也恢复得很快，六天后中午，我们就徒步抵达了乌兰乌德车站。
这里的军官早就接到了莫斯科方面最高军司令的命令，在这里接到我们后，提供一切帮助，让我们尽快进入莫斯科市。
所以一到车站这里，我们就被安排进了卧铺车厢，有后勤女兵给我们送来干粮等军需补给包。
我们总算是可以一路坐列车去莫斯科了。
陆羽躺在我身边，脚上的血泡已经结痂，估计很疼，但是她都咬着牙不出声。
我后来用小刀把绷带小心的切割下来，上了药才发现，她整个脚底伤口都开始腐烂。
打了消炎我的针和大剂量的喝了消炎药，她安静的睡了，我只能祈祷这三天多的路程，她的脚至少能沾地走路。
她平时很少这样走路，这一次也是太勉强，和那些东西们不同，毕竟是女人。又何况一直在内勤工作，什么时候这样强行军走过这么远山路。
我每天给她换两次药和绷带，好在我带来的云南药很管用，在车到莫斯科车站时，她能下来走路就很不错。
我除了比每个人多带一把步枪外，还多提着一个子弹补给箱。
陆羽的枪支和补给我是实在拿不了的。
在莫斯科车站，一个少校在站台边等我。
他已经站了一个多小时，因为事实上的列车多少有点晚点。加上他来得也早了很多。
此刻为了保证我们能在苏联各区顺利转战，司令部给我们每个人发了特别通行证和军事指挥豁免权证书。
我们可以独立的执行自己战斗任务，不用完全配合主力红军的调动。
我们走出车站坐上去北面的列宁格勒的货车时，我们已经听到了远处的炮声。
事实上德军的推进在七月底很疯狂，希特勒已经下令把莫斯科在这个月拿下来，而久攻不下的列宁格勒已经是面临食物和弹药的严重短缺，还外带兵员的短缺。
很多学生被一辆辆的军车强行的“动员”后，整车的送到莫斯科车站，每个人手里丢给一个食物包，就给推上车，整车的人挤得满满的站着，几乎不能坐下，五个小时的车程，他们就连坐下的可能都没有。
我们十个人和一些补给箱子关在一个最后的车厢里。
至少我还能开后面车门去外面抽一根烟。
好在塑胶纸张包装的烟，没有随着装备包沉入河里湿透，何况我为了防潮，外面加了密封胶带。
打火机重新装油后可以用。于是夜里我站在外面抽烟，一边在想着未来这几个月的潜伏路线。
我是打算直接的潜行到希特勒的“狼穴”里，给他一枪后就回国的。
但是那是不是太有点敷衍了事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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