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岳认为日军不可能倾巢而出，把侧面和后背都让给国军六战区，所以他料定了横山勇最多能动用五个师团的兵力，而且最重要的是，日军十一军的这几个主力师团，他都有交过手，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几乎给予了其中三个师团毁灭性的打击，这在他看来，以往日军的压倒性优势已经是不复存在，九战区的部队足够能和他们势均力敌、旗鼓相当。
孙玉民也清楚，薛岳并不会把自己的忠告全然牢记于心，这中间就是因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大捷，还有去年底的常德会战，给予了他盲目的自信：六战区尚且能如此重创日军，我九战区尽是国军精锐，日军能奈我何；五十八师一个师就能击毙如此多的日军，更何况九战区聚集着数十个师，且此战五十八师还是从我九战区调过去的。
若想让薛岳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在目前来看，真的很难很难，孙玉民也当真并没有太好的办法。他只能借用常德会战的战例，来做最后的劝说，如果薛岳仍是固执己见，那也是无可奈何。
“薛长官，自从冢田攻命丧安徽之后，接替他担任日军十一军司令官的横山勇上任之后，武汉的日军就不能再以前面两年的眼光来看待了。”孙玉民的话虽然是在说鬼子，但还有着隐喻“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的意思，薛岳还没和横山勇交过手，自然不会知道这个土木工程专业出身的日军中将，相比起他的三个前任园部和一郎、阿南惟几和冢田攻来说，那可不是厉害一星半点。横山勇出生在日本东北的千叶县，是横山新治陆军大佐的长子，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927年从德国军校留学回来以后，先是在大本营参谋本部任职，1932年被调往关东军，七年之后的1939年9月12日，被任命为关东军第1师团师团长。他履任第一师团师团长之时，正值诺门坎事件接近尾声，关东军第6军的惨败给了他极深的震撼和警告。当时他面对的不仅是友军的失利，其所部第1步兵联队和其他3个步兵联队所辖的速射炮中队也投入了这次战役，并且遭到了一定的创伤。由于此次战役的恶劣结果导致日军不敢轻易向苏军发难，也使得横山勇在师团长的岗位上一直就是制订师团对苏作战预案、训练士兵和完善孙吴地区筑垒地堡的设施，闻名遐迩的关东大堡垒，大部分都是出于他的手笔。1941年10月，横山勇出任关东军第4军司令官，是该职务上的第四任。1942年12月22日，横山勇接到了调往南方的命令。这还得亏了孙玉民的“助攻”，正是他的好兄弟刘文智击落了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大将的座机，让鬼子大将命丧大别山，他才得已接任十一军的司令官。和园部和一郎的骄横、阿南惟几的死板、冢田攻的短命不同，横山勇经过在关东军中的历练，养成了极为谨慎小心，也极度凶狠的脾性，这一点从常德会战中就能看出来。
“光一个横山勇，就能够把十一军的战斗力提升一个台阶？玉民，你觉得可能吗？”薛岳嘴角浮现出了轻蔑的笑容，他倒不是小看和讥讽孙玉民，而是对于这个尚未交过手的对手的不屑。
“能！”孙玉民回答的斩钉截铁，虽然他明知道这句话薛岳其实不是在问询，可是他还是要逮住这个问题，把常德一战剖析给薛岳听。
“能得到我们的常胜将军如此夸赞的敌人，想必这个横山勇定有过人之处，我倒想听听你的说法。”薛岳不是个极度自负的人，这也是孙玉民愿意苦口婆心劝说他的原因。
“薛长官，去年的常德会战，您应该还记忆犹新吧？”
“当然，虽然这仗是六战区所打，可参战部队是从我九战区调过去的，怎么可能不记得。”薛岳一直对陈诚颇有怨言，虽然他是接替陈诚的位置出任九战区的司令长官，所用的部队包括十九集团军和十二军在内，都是陈诚土木系的部队，本应要感激才是，可九战区的除了他的嫡系外，只剩下了川军杨森和王陵基的两个集团军，而陈诚现在是六战区司令长官，但九战区的精锐部队实际上他都能控制住，这让身为九战区司令长官的薛岳情何以堪。
“我们不讨论咱们国军部队的战法，只单单说说横山勇这一仗，所表现出来的和以前十一军不一样的东西。”薛岳不想提及陈诚，孙玉民当然不会犯这个低级错误。
“日军之所以要攻占常德，是因为常德是湘西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与东部的长沙相对，是国民政府补给命脉所在。占领了常德，东南可监视长沙、衡阳，西方可顾及四川东部，成为足以威胁重庆的战略要冲。”孙玉民说道：“自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不管是日军十一军的司令官，还是日军大本营，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一点，但是横山勇上任的第一场大仗，就是攻击常德，由此可见其人的战略眼光非同一般。”
其实横山勇上任的第一仗并不是常德会战，而是鄂西会战，只不过相对于常德会战来说，知名度不是很高，孙玉民故意有意识地选择“遗漏”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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