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城，位于黔北赤水河中游河畔，是黔中腹地西出川南的交通要道，小城三面临水，北面环山，镇依山而建，水绕镇而流，是山水相依的千年古镇。
土城自公元前111年设平夷县以前，就是赤水河流域一带的一个经济中心，那里不断有古币、古陶出土，是土城历史悠久的象征。
土城最著名的就是川盐，因为川盐入黔，主要途径是河运，辅以陆路、马帮脚夫运输，当时的赤水河滩多滩险，河运的船只全靠人工拉纤。
因此运盐时必须分段运输，每一个驿站，都设有盐号，土城作为黔北重镇，也设立了盐号，土城盐号在向赤水河上游地区盐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土城又是黔北的大道要冲，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城北四公里处是青岗坡，一个由主峰白马山和莲花山对峙而成的险要关隘，一条弯曲的山道从中穿过。
张城此时想到这里红白双方即将就要展开一场大的血战。
在原来的历史上，红三军团与红五军团在这里围歼川军模范师。
但由于情报有误，误将川军的两个旅六个团余人当成两个旅四个团六、七千人，两军人数相当，再加之川军装备好，战斗力不弱，结果双方打成一场拉剧战、消耗战。
而后续增援的川军也陆续赶到，我军不但没按计划歼灭川军，反而伤亡较大。
这让遵义之后的统帅，在第一仗中就留下沉重的一笔败仗，为此他不得不承担战败的责任，当时他身上的压力是外人绝无法想像的。
回忆历史上的土城之战，张城开始分析着红军战败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毫无疑问那就是轻敌。
自从红军与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黔军之后，大家认为西南军阀皆不过如此，再加上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不断战胜川军，这给红军形成了一个错觉，以为川军和黔军一样，都是没有多少战斗力的弱旅。
然而这个错觉却非常致命，黔军和川军完全不具可比性。
川省乃天府之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
而川中军阀连年混战，强者生存发展，弱者淘汰消亡，幸存下来的都是强悍的。
军阀混战目的就是权和钱，川省军阀非常富有，许多工厂、钱庄甚至开到了沿海，贸易做到了五洲，西方军事装备直运进川，刘湘还有自己的空军，其物质基础和军事实力，黔省军阀望尘莫及。
第二个原因就是情报失误。
敌我双方已接火10多个小时后，红军尚不知来敌是郭勋祺部。
中革军委在27日5时半和6时连续两次给各军团下达了土城战斗部署命令，仍然误以为来敌是属刘湘模范师的廖泽部。
直到28日青杠坡伏击战打响，虽然发觉来敌不是廖泽而是郭勋祺时，但仍然缺乏郭勋祺部实力和动向等方面的准确情报，不知道郭勋祺部的实力要远远超过廖蜇泽部。
在这场战斗中，红军犯了和民党将领一模一样的毛病，那就是没有做到知己知彼就轻率出战。
第三个原因是战术指挥失误。
原本计划为伏击作战的青杠坡战斗，刚刚打响就变成了双方攻防对峙拉锯战，结果没有摸清对方的实力又打成了“添油之战”，打一场就投入一部分兵力，再打一场，又投入一批军队。
红军不断投入的有生力量，不仅没有对敌人形成强势，反而相继被已经形成强势的敌军步步化解，造成了红军进一步颓势和巨大伤亡。
这么多的原因才最终造成红军的失利，显然郭勋祺并非不可战胜，只要避免三大失误中的任何一个，其结果就很容易翻转过来。
想到这里，张城心潮澎湃，他暗中下定决心，决不能再让历史重蹈覆辙。也绝不能让其余兄弟部队再遭受如此重创。
张城决心一定要想方设法主动挑起这幅重担，让重新执掌大权的统帅，第一仗就来个开门红，减轻他身上背负的沉重压力。
于是，一到达土城，张城就草草跟政委打了个招呼，连脸上的汗水也顾不上擦一把，就往统帅那里赶去。
统帅和周副统帅此时正在听总参谋长刘伯成和一军团的聂总汇报敌情，这两位老总都是川省人，对川省军阀有一定的了解。
统帅见张城来了，便挥手示意要他坐下来一起听听，张城就顺势留了下来。
统帅听着两人的汇报，不一会儿便蹙起了眉头，沉声说道：“这川军动作不慢嘛！不过，老是有敌军纠缠着，真是麻烦。伯成、荣真，你们都是川省人，对川军应该有些了解吧。”
刘伯成和聂荣真离川已经很久了，两人均表示了解不多，周副统帅却轻松地回答统帅：“我想川军不比王家烈的‘双枪兵’厉害好多，西南的军阀大体都差不多吧！”
张城可不想再让红军犯历史上的错误了，他当即插言道：“不然，川省军阀连年混战，强者生存，弱者淘亡，留存下来的都是强者。黔军和川军完全没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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