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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太仆寺卿杜风的建言，大秦也要设置官监牧场养马，但这主要是作为一种战略储备。
平日所须的牛马，主要是借鉴宋代的政策，依靠商品贸易从游牧民族手上获得。这样一来，朝廷无须去设立众多大牧场，费尽心力。
同时还能促进边境贸易，增加商税收入，增加各个游牧民族对大秦的依存度和信任度。
杜风满脸春风，侃侃而谈道：“边境贸易的繁荣，不光是增加朝廷的商税那么简单。臣细阅宋代的资料，发现从宋初开始，宋太祖就通过制定一些优惠的政策，大力鼓励商人到边境去贸易，除了希望借此获得宋朝紧缺的战马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杜卿请说。”
“秦王，为了保证边境的安宁，历朝历代都免不了在边境大量驻军。而这些边境离产粮区通常比较遥远。朝廷在边军补给上，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
明代由此施行了开中法，由商人运送粮草到边境，以供军需。朝廷再给商人开出盐引，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贩卖食盐。
宋代也有开中法，但除此之外，宋代鼓励边贸，也是为了解决边军的供给问题。从宋太祖开始，就在边境上设立了大量的榷场；而且对这些榷场作了相对详细的规定，用来调控边贸。
边贸课税所得，大多就地用于边军的供需，这样就大大减少了从内地运送补给的数量。王安石出相之时，为了开拓西北，在边贸方面，更是给边军下放了许多特权，使得西北边军平日的给养，仅靠边贸就能解决大部分。
王安石曾有言‘以今日之力，用今日之财，西北之事，无不可为也。’听起来，完全是一副财大气粗之态。
王安石敢出此豪言壮语，关键就在于边贸上。所以，臣以为，大秦之马政，大可借鉴宋代之策，本身无须设置大量官监牧场，完全可以通过边贸从游牧民手上获得所须战马。如此一举数得，既可减少朝廷不必要的糜费，又可以促进边贸繁荣，还可以解决边军的一部分补给。”
秦牧静静地听着，杜风很推崇宋代的茶马贸易。不过就秦牧所知，宋朝的茶马贸易也是有其弊端的。
在这个时代，战马向来被一个国家视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象当初的辽国和西夏，为了保证自己的战略优势，都是严格限制向宋朝售卖战马的。
换而言之，有宋一代，最重要的战争资源之一的战马，一直受游牧主族限制。
不过从杜风的话听来，他提到的这些策略，已不仅仅局限于马政，已经涉及到了一个国家综合性的战略核心部分。
边军的补给，边贸的繁荣，与周边游牧部族的交往，盐政、茶贸，马政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放到了一起，以一个高度融合，相互促进、补充、完善的办法来统筹解决。
他有这样视野，让秦牧大为欣慰。
大秦的高官里头，真正进士出身的人很少，大部分都是“半路出家”的人物。
但正是由于如此，这些能提拨上来的高官，很少有东林党人那种夸夸其谈，说得天花乱坠，真要他干一件实事时，毛都不会的人。
象杜风，以前也只是个秀才的身份，但听他一席话，有理有据，言而有物，绝不是那种满口锦秀、却不切实际的空洞之言。
“秦王，宋代的茶马贸易，受辽夏限制，实际上只能从西北的吐蕃人手中交易到战马，在这一点上，宋代受到了很大的制约，但仍能保有不少战马，还顺带解释了西北边军很大一部分粮草补给，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
再看我大秦，则无须担心受到宋朝那样的制约，如今辽东、河套、河西、陇右、包括科尔沁都已收归大秦治下，这些地方是传统的产马地，百姓多以放牧为生。
所以，即便是周边的游牧民族与大秦交恶，限制战马交易，对大秦也不能造成根本性的伤害，大秦依旧可以从自己治下百姓手上，得到大量的战马。
有辽东、河套、河西、陇右这些传统的产马地在手，我朝不但不用担心象宋代那遭到外部制约，相反，咱们可以通过此举来控制周边的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产出单一，而所有的畜牧都不能长久保值，直白地说，马牛羊养大了，他们就必须卖出去，否则牧草不够，牛羊便会死掉，他们就会变得一无所有。而且即便牛羊不死掉，他们也必须以此换取盐铁茶等其他必须的生活物资。
咱们通过边贸，既能从他们手上获得所须的战马，又能以此控制他们，让他们形成一种习惯的依赖，谁敢侵犯大秦，首先断绝与他的贸易，让其有所顾忌。”
秦牧突然记得，杨慎曾提到，自古以来游牧民族大举南侵，往往是在畜牧繁衍的丰年，而不是荒年。
加强边贸，各取所须，游牧民族通过和平的方式，也能得到所须的生活物资，他们日子好转之后，还愿意铤而走险吗？
想不劳而获的人肯定还有，但秦牧相信，更多的人是珍惜生命的。毕竟每次南侵，并不见得都是不劳而获，多数的时候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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