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在此时此刻，周延儒依然是满朝文武中，最得崇祯帝信任和器重的那个人，他本人又有相当的手腕和权术，朝中没有任何人能挑战他的地位，连朱慈烺也不能。
因此，只要周延儒能继续像昨天那样聪明和配合，朱慈烺就没有换掉他的必要，或者说，在这个风雨飘扬的时候，朱慈烺没必要增加一个像周延儒这样的敌人，不论对周延儒多么不满，朱慈烺都暂时压下了。
而对周延儒来说，眼前年轻的太子令他又惧又怕，有一种戒慎恐惧的感觉。
最初，但太子上朝时，周延儒对太子并没有太重视，即便太子提出了治国四策，他也只把太子当成了一个不知实务，只有一点小聪明的少年人，在他看来，所谓治国四策，是病急乱医，真正要彻底放开执行，大明朝非乱了不可。但太子是储君，御座上的崇祯帝又对太子的政策非常支持，没办法，周延儒只能勉为其难的推行。不过从一开始，他就抱持着能推就推，不能推就暂且不动的想法，避免惹来各地的反弹和大风波，总之一句话，一切都要以维稳为主，谁也不能起幺蛾子，以免动摇到他首辅的位置。
但到今日，当太子开封大胜，又击退建虏的入塞之后，他对太子的看法，渐渐从惊异变成了恐惧。周延儒少时聪明，有文名，20岁时连中会元、状元，授修撰，是大明朝有史以来的屈指可数的几个年轻状元之一，也因此，他是相当自傲的，自认有才能，也有识人之明，以张居正自居，一般人他根本不看在眼里，但少年太子的能力，却一次又一次的突他的想象。渐渐的，他不自信了，代之的是一种惶恐。
尤其是隐隐察觉，太子在调查京城粮商之后，他心中的恐惧就更多，他不担心粮商，却担心他的几个心腹和商人们来往过密、收受他人贿赂的事情会被太子知道，虽然不是他本人，交往商人也不是罪过，可一旦被太子知道了，报到陛下那里，对他的信任和声名，都会有巨大影响。一旦圣心有变，最后都会变成他的罪责，为他脖子上的枷锁增重。
就算圣心没有变，一旦太子登基，对他的清算怕也是少不了。
因此，从昨日到今日，他心中是惶恐的，见到太子，表面不动声色，端着首辅的架子，但心中的惊慌却总也抹不去。
不过就在这一瞬，当皇太子委婉的提出“通州厘金局的主事”人选时，他心情一下就轻松了不少。因为他已经知道，太子对他并没有敌意，那些和商人交往的事情，太子也许知，也许不知，但看起来太子并不打算追究，某种意义上讲，太子向他推荐人选，既是用他，也是在安他。
周延儒心情登时大好，虽然一时想不起长沙知府是何许人也？不过却并不妨碍他的决定。既然是太子推荐，哪怕就是一头猪，周延儒也要将他推到通州厘金局主事的位置上。
乾清宫。
东厂提督太监王德化正在奏事。
就像众人预料的那样，虽然那一日崇祯帝在一怒之下，夺了王德化的职位，不过怒气之后，很快就又令王德化重新署理东厂。
此时，王德化正详细禀报京惠粮行平价放粮之事。
但他的重点并不在放粮，而在众多粮商为什么忽然向京惠粮行低头，愿意借出大笔粮食的原因。
一切当然都是因为众粮商被抓住了把柄，为了避免罚金，更为了避免被逐回原籍，他们不得不忍痛借出粮食。
听完王德化的汇报，崇祯帝沉默了很久---就一个儒门圣徒来说，太子所使用的手段是不光彩的和不能被圣人所接受的，但就实务来说，也唯有如此才能令奸商们乖乖地拿出粮食，共体时艰。
崇祯帝并非迂腐不化之人，对太子这一点的“权变”，他是能接受的，真正令他陷入沉默的，乃是王德化的一句话：“京营军情司不止是探测军情，对京师的民情和官情，怕也是有相当的收集……”
锦衣卫是大明皇帝的利器，收集情报是皇帝赋予锦衣卫的特殊职能，也只有皇帝才有权力掌握朝臣和时局的一举一动，但现在，太子军情司却好像是僭越了这一个权力，也因此，太子才能掌握大小粮商的财富和存粮情况。
太子，又犯规了。
不过崇祯帝还是忍住了怒气，阴沉着脸挥手：“知道了，下去吧。”
王德化退下。
崇祯帝踱了几步，转对王承恩：“太子和他们都到了吗？”
“都到了，在外面候着呢。”王承恩回。
“宣吧。”
崇祯帝在案后坐定。
比起前几日，崇祯帝今日的心情其实轻松了很多，案上刚刚送来的塘报令他龙颜大悦，蒙古草原上的建虏大军向辽东折返，已经行到喀喇刺一代，距离长城已经很远了，而没有了建虏大军的压阵，少量的蒙古游骑再不敢在长城沿线寻衅挑战，长城开始安宁，沿线二百里之内，不见敌情，兵部侍郎，总览前线军务的吴牲已经奏请，准备分批撤离驻守在长城沿线的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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