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一部电影，最累的不是演员，而是幕后的导演。
导演要统筹整个剧组，协调各种关系，安排拍摄进度，指导演员演戏，别看在现场导演发号施令，很有权威，平日里往往费尽心力。
只不过演员的曝光率高，有机会在媒体面前诉苦，好像整个剧组就演员最辛苦一样。
姜闻为这部片子经历太多波折，可以说剧组能遇到的糟心事他基本上都遇到了。
到了这个地步，他有点孤注一掷的意味，无论电影能不能过审，他都要去威尼斯，连明天中午的机票都买好了。
在香江的时候，闻隽劝他直接去威尼斯。
有了张亿谋的前车之鉴，他们认为这部片子过审的希望不大，也不在乎内地的电影市场。
事实上，《阳光灿烂的日子》和《活着》有所不同。
它的政治意味没有那么浓，主要讲的还是一群年轻人的故事，把那个大时代当成了背景，没有过多的讽刺，更多的是一种怀念。
这和导演自身的生活经历有关。
姜闻比张亿谋小了十三岁，张亿谋真正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生活，他对那种苦难而混乱的生活抱着反思的态度。
姜闻那时候还小，他和张亿谋的感受不同，他在反思的同时，还有一种向往和怀念。
怀念他那一去不复返的青春。
他觉得那个年代充满了激情，而现在则到处都是物欲，没有了理想，人都变平庸了。
他是怀着这么一种心情来拍摄《阳光灿烂的日子》，表现的是一种记忆中的美好。
这就是林子轩让姜闻把片子拿到京城送审的原因，只要有希望就不能放弃。
林子轩和姜闻是下午两点钟来到的总局，总局召集审片的委员用了半个小时，两点半开始放映，片长是两个小时左右，看完片讨论半个小时。
也就是说，下午五点之后就能出结果。
两人就在总局坐着，抽烟喝茶聊天等着，这几个月姜闻一直在国外，不了解国内的情况。
冯晓刚拍摄《甲方乙方》原本想让姜闻客串一个角色，在片子里扮演巴顿将军，后来看姜闻确实没时间，就让英答来演了。
“他演的肯定比我好，我以前就和他说，做导演可惜了，他就应该做演员，他可是正儿八百那什么美国密苏里大学戏剧表演专业毕业的。”姜闻称赞道。
姜闻和英答两人是发小，都是大院子弟，上初中就在一块，关系很好。
他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不时的看看手表，等待着最后的结果。
过了五点钟，没人来通知他们，林子轩走出去打听情况，总局他来过几回，认识几个人。
“里面争论的很厉害，你们再等等吧。”有熟人这么说道。
《阳光灿烂的日子》在总局是挂上号的，一个是因为题材，一个是因为投资超过120万美金，还有就是这部片子要参加威尼斯电影节。
在国内，像这样的片子不多，总局要慎重考虑。
在华国，要不要禁映一部电影，有时候可能就是上面某位大领导一句话的事儿，但更多的时候是要通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做出的决定。
国外和港台的电影人对华国的电影审查制度不太了解，这个机构叫做电影审查委员会。
委员会有36名成员组成，审查一部电影时不需要全部到场，只要半数以上到场就行。
这36名委员不都是总局的官员，事实上，总局的官员占比并不高，委员来自社会上的各行各业，组成一个多元的审查小组。
除了来自教育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总工会宣教部、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办公室等部门的特约委员外，还有京城广播学院、京城电影学院、华国艺术研究院等学界的学者以及电影导演等。
比如电影学院的教授郑洞添，他就是审查委员之一。
那些特约委员的主要责任是看看电影中有没有和他们所在单位的职能相抵触的地方。
如果电影中有学生吸烟和早恋的镜头，来自教育部的委员就会表示反对，如果有虐待囚犯的镜头，检察院会要求进行修改。
剩下的委员大多是从事电影行业的人员，他们会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待电影。
看完片子后，每位委员手里都有一张表格，上面有四个选项，一个是通过，第二个是修改后通过，第三个是修改后再审，第四个是不通过。
委员中一旦有超过半数选择“通过”或者“不通过”，那就不怎么需要讨论了。
如果选择“修改后通过”或者“修改后再审”的委员占了多数，那大家就会坐下来讨论修改的内容，然后交给电影的制片方进行修改。
当然，这里面肯定有人情的作用。
比如张亿谋的《活着》，在审查的时候作为电影学院的教授，郑洞添肯定会为张亿谋辩护，这就是一场互相说服的博弈过程。
有些时候会存在投机取巧的可能，在审查的时候不需要所有委员都到场，假如这一次到场的委员中电影行业的占据多数，那电影通过审查的几率就会大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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