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试临近，最为困扰考生的一件重要之事就是，自熙丰年间开始的科举取士的方式与内容是否会不会再发生变动。
按理说来，元佑八年，也就是去年的三月，朝廷已经下过诏书，其中明确说明：“御试举人复试赋、诗、论三题。”
说的御试就是所谓的殿试，是三场考试的最后一场，但隐含的意思自然也是解试、省试都依此而行。
眼下各地的解试都已依此结束，可是如今的省试与殿试会不会还有变化呢？
毕竟，今年的省试，因为前太皇太后的葬礼推迟了一个月，往年可是正月下旬就要开始。
更重要的是，大家之所以有这样的疑惑，还是与皇帝亲政后的各种举动密切相关：接下来会不会下定决心实施熙丰新法，可能还不一定能够说准。但是凡是先太皇太后做过的事、他都喜欢反着来的性子，诸位大臣算是基本都领略到了。
那么，元佑八年三月发的诏令，它的可靠性就要大打折扣了。
所以这段时间，秦观在给秦刚作考试前的最后辅导时，也在关注这件事。
“其实如果改以试策的话，对徐之你更加有利。毕竟你的诗赋水平并不稳定。”秦观也是因为多看了一些秦刚在他面前所作的一些命题诗词，虽然总体水平尚还不错，但少有之前几首带给他的惊喜。包括前几天他在中太一宫所作的那首咏鸡诗，还是走的非常规之路，在平时游戏中拿来震惊一下旁人尚可，到了省试殿试之上，就讨不得多少便宜，甚至在一些阅卷官面前，反而会吃大亏。
秦刚看到老师说起科举考试方式的变化时，却是一脸的心平气和，并没新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激烈争夺态度，便问道：“老师，我记得当初朝堂争论科举考试，到底是该以诗赋取士、还是应以经义策论取士时，苏大学士是坚决反对后者的。外人多说是因为大学士以己诗赋之才而自负，实则他的策论水平又何尝不是绝佳呢？”
秦刚所言确是事实，苏轼在参加省试时的策论答卷《刑赏忠厚之至论》，就曾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欧阳修之后曾言“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而且苏轼还是宋朝极少的制科考试状元。
关于制科，前面介绍过的李清臣，就是通过制科考试入了馆职成为京官。这一考试不是面对所有考生开放的，而是皇帝临时下诏举行，参加的人至少得符合两个极其苛刻的条件：
第一要有要获得德高望重的重臣推荐，而且这些重臣实际要对推荐人担有连带责任。第二提交自己平时所作的策论共五十篇文章，经过考评认定有资格，才可参加最后的考试。
而最后的考试也堪称地狱级难度，考生必须在一天一夜内完成六篇各不少于三千字的策论。这些文章的范围涉及九经、十七史、七书等等共四十余本书目，包含了名家经典思想、财经、政治、军事等等方面的内容。所以，考生所作文章中必须要根据题目的内容引用出相关典籍的上下文，在深入理解经典思想的同时，还要有自己精到的见解、观点。
秦观对此解释道：“我皇宋立朝以来，在制科考试中，唯有仁宗时的吴育吴春卿与老师二人获过最高一等的成绩，老师的策论文章当属天下一绝。可恰恰是是因为他擅长策论，则比常人更加懂得策论考试在考核人才中的不足与缺陷。”
“哦？以秦刚之陋见，这策论可以考察学子对于政治、民生等诸事的见识，并可从文中看出他们对于政事的理解程度与处理思想，岂不是要强于诗赋乎？”秦刚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徐之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观摇摇头说，“单从文章本身来看，的确是有这样的好处。但是回到考试本身就会发现，一是策论写作有程式、有样板，二是策论试题太狭窄，因为你要贴近时事政务，就很容易被提前猜出押题，然后交上来的试卷，多是提前写好的范文，甚至还会是请人捉笔的作品。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选出来的人才便很成问题。”
所以说，苏轼此人看似豪放不羁，其实却是最讲实际的人。他在政治生涯中的观点，绝非那种认死理、讲面子的党争之辞。
在新法实施之初，他就从“新法急推时过于折腾民众、许多地方与民争利”等等这些客观出现的事实角度出发，急呼不得强行推广。而等到司马光一党上台之后，开始全面废除新法的时候，却又是他站出来，指出“新法经过若干年的推广，有些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有些地方也被民众习惯，所以此时应该针对性地修复一些弊端即可，何必再次折腾民众？”
对于科学取士标准，苏轼的观点同样如此。
他并非只是死板在坐在朝堂上，来辩论诗赋与经义策论的优劣点，而是直接从实践入手，指出科举考试的本质是为朝廷选拔出有用的人才，所以，对于考生而言，无论是诗赋、经义还是策论，都各有优劣，仅只代表了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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