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察的这个问题其实有点令秦刚意外。
中国几千年来的农耕文明，已经让几乎所有人都建立起了“以农为本”的思想。朝廷考核地方官员的标准，也是以“劝课农桑、增垦田亩”为主。
而最底层的老百姓，也只知道种好地，产出更多的粮食，是他们养活自己、积蓄家产的唯一方式。即使商人致富得财、武人赏赐得钱，最终都还是回归乡里，买田置地。
而秦察刚才的话，所透露出来的质疑，正是指向这种大家习以为常的生活模式。尽管这是他身为一个族长在实践中的无奈困惑，却有了在这个时代所难得的几分清醒。
秦刚在庄上住了近二十天，的确也近距离看到、听到了这个时代高邮一带农村百姓的艰难生活，也有了一些他从后世眼光中得到的思考。
“回过秦老太爷，见教实在不敢。”秦刚想了想，不慌不忙地说了一个故事：
“晚辈小时候做过一件糗事，那时我还很小，每次习字前都是父亲给我磨好墨。有一次，父亲在砚台里放了清水却忘了磨墨，而我用笔蘸了后写字，刚写上去还能看到字迹，可水一干就立刻不见了。那时我又不知原因，看到干后就再写一遍、又写一遍，直到父亲回家，我还是没完成那一页纸的作业。”
“哈哈哈哈！”秦察笑得雪白的眉毛不断抖动，“小郎可是说笑话了。”
秦刚不为所动，继续说道：“小孩不懂水和墨的区别，老百姓同样也不懂不同地方土壤的区别。当年禹定九州，判定高邮之土，宜生竹草，为‘下下’之地。所以，种的本就是‘下下之土’【详见本章末注一】，产出的东西能让我们缴清赋税填饱肚子，就已经算是不错了。但是一直无法实现富裕之路，这并不是大家有没有努力的问题，而只是一开始选择的方向出了问题。”
秦察与一旁的秦规听了，都有点愣住了。
秦刚又接着说道：“这几日，我在庄上伺弄孵房，这孵房需要保暖，所以一开始时我就带着水生要把房间的各处缝隙全部堵死。在那窗户下面一道缝隙，却是一窝蚂蚁外出的必经通道。在我第一次把这道缝隙堵上之后，那窝蚂蚁们需要外出，发觉路被堵了，就发动了几乎一整窝的蚂蚁去搬运打通。为此，它们忙忙碌碌花费了两三日才终于恢复。然后便被我无意中看见，于是随手挑了一点湿泥，往上面顺手一抹，就又恢复了一开始堵好的那个样子。”
随着秦刚讲的第二个小故事，另两人若有所思。
“高邮西边湖泊连淮，东面低洼通海，这百川入海，乃是自然之力，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所以时至八九月间，水患动辄便来。而百姓辛劳一年，就算是筑坝修岸，终究还是无法抵御洪水冲击之力，其实质的命运，不正与孵房里的那窝蚂蚁何其相似吗？”
秦察这才点点头道：“小郎这一番言语，虽然是闻所未闻，但仔细听来，的确也有几分道理。那么，以你所见，又该如何应对呢？”
秦刚知道秦老太爷已经听进去了些许道理，但微笑道：“水患自然要治，但无论官府整治、还是百姓自防，都必须要有一定的钱财为基础。而钱财所出，在高邮自然是靠不了这‘下下之土’的所出。晚辈人微目短，所能看能做之事，就是养鸭腌蛋，以商贸而谋其重利。”
秦规反问道：“商贸自然可以快速获利，只是人人都去经商，这田地抛荒，没有粮食所出，岂不是会动摇国本？祸乱天下吗？”
这便是中国封建王朝对于商农关系的基本观点，秦刚其实不想纠缠于此，便另辟蹊径说道：
“晏子使楚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古人都知道一个地方应当施行最适合这个地方的政策。所以，既然高邮的土壤不适合种植粮食，而且难得的收成动不动就会被水灾冲垮，那么为何我们不能抓住高邮正处在南北槽运官驿之要道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最适合我们的商贸呢？”
“只要商贸赚到了钱，荆湖的粮米、江南的绸布，都可以极其方便地运到高邮来，百姓为此花费的成本，要比自己种田织布还要低廉。如此而来，民有余财、官便有赋税，在高邮这里，筑坝蓄水、开渠疏浚，便成现实。如此经营多年下来，水患可得到抑制，良田才有可能尽出啊！”
一席话，说得秦察连连点头，便让秦规去准备中午的饭菜，他还想与秦刚细细讨论。
乡村的饭菜简单朴实，虽无多少的荤腥，但胜在新鲜可口。秦察又拿庄上桑麻果蔬等地产来问，发现秦刚虽然未必一一知晓，但总是能抓住要害，切中核心。
比如吃到桌上一菜，尝后便知这是萝卜【注：即萝卜，高邮地方的叫法】之叶，可解清热之毒，兼治拉肚等病的功效。之后又赞庄中所产之稻米，远胜城中所售卖云云。
宋时虽也曾有“食不语”之讲究，但这是在农村，秦察务农一生，自然没有这些讲究，只觉秦刚所言之顺耳，心中喜爱之情，眉眼难以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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