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的协同发展和产业链的整合对于安康这样的产业投资人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机会，因为这意味着在产业链的重新洗牌中会涌现大大量新兴公司。尤其是安康关注的TMT这个投资领域，更是风起云涌而出现无数可以投资的标的。
而通常企业家一心关注在自己的产业中，未必有投资人那样的敏感度，对于产业发展方向的把握有所欠缺。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他们可以清晰地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整条产业链上发生的细微变化，从而推断产业未来的发展的趋势，从而从这个趋势寻找他们认为符合自己要求的标的物。
在这个新政策的驱动下，安康认为他没有必要一直呆在陆家嘴，也没有必要一直在这个非舒适区死扛。陆家嘴金融圈对他的不友好虽然只是暂时的、短期的，但是安康认为与其在这里等着事缓则圆，不如出去实地调研一下。而调研的重点就是安徽。
安康去过多次安徽，每一次去基本上都是走马观花。虽然安康对安徽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家们印象很不错，但是从一个专注于创业投资的投资人的角度来看，安徽并不是一个适合创业企业发展的地方，尽管这里有中国科技大学这样的know-how输出地。
这也正是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的区别。也许是因为体制的原因，中国的企业家到大学里当教授是一件好事，但是大学的教授去当企业家则容易被人诟病。所以虽然大学里产生的许多知识储备，无法通过企业来转化为生产力。
人人都在提“产学研”，但产、学、研三者通常是脱节的。这三者的联系一般是采用两种间接的模式。一种是教授主动与企业联系，申报与企业合作的课题；一种是企业在学校设立实验室，把企业的研发中心放进校园。
但这两种方式效果都十分有限。因为教授和学生毕竟是一个学术团队，对于企业所需要的科技、产品、生产、营销没有完整的认识。最终又导致研发的产品达不到实际需求，与真正的消费者脱节。或者通过企业的营销形成伪需求，其结果是轰轰烈烈几年之后又销声匿迹。
而美国的环境并不限制大学利用自己的know-how形成产业。这也是一个斯坦福撑起一个硅谷的原因。
硅谷最初的雏形就是由斯坦福大学推动的。其初衷是为了给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于是斯坦福大学在学校附近开辟了一个工业园，鼓励高技术公司进驻作为办公用地。惠普就是这个工业园区最初的佼佼者。之后这里出现了一家神奇的公司。这家公司的名称也很神叨叨，叫作“仙童（Fairchild）”。仙童公司之后分化出两家半导体芯片公司，就是一直到现在依然大名鼎鼎的英特尔（Intel）和AMD。因为制造半导体芯片的重要原料是硅，因此这片区域就被称为人家所熟悉的“硅谷”。
就此之后硅谷的发展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创业公司如雨后春笋一般成长起来。在它们的成长过程中又吸引了东海岸的华尔街的关注。华尔街的资金又进一步推动了软件产业以及后来的互联网产业的兴盛。
如今我们熟知的美国的高科技公司，绝大多数都与硅谷有不解之缘。
当然，有人会说是清华和北大撑起了中关村。其实应该是反过来的，是中关村给清华、北大的know-how提供了一个知识产权变现和知识产权交易的平台。
主动推动和被动拉动的效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安康曾经和吴墨讨论过这个事情。既然大学有know-how，既然老师、学生们有创业热情，完全可以借助政府主导的大学生创业来推动创新企业的发展。
“大学生创业的项目有政府的政策和扶持资金、有企业和投资机构的持续投入，这些项目应该会有比较好的前景吧。”这是吴墨的判断。
然而安康却不认同：“政府、企业、投资机构的支持都没问题，问题就在于参与创业的大学生。大学生的激情是有的、想法是有的，但是他们的愿景不对。”
“愿景？”吴墨笑了，“我们做投资做了这么多年，难道还不知道愿景是怎么回事啊？公司的愿景就是一个——赚钱。和赚钱无关的愿景都是耍流氓。愿景就像商品的外包装一样。外包装再好看，商品买回家之后都是要扔掉的。哦对，不是有个买椟还珠这个成语嘛。愿景就是那个椟。”
“不不。”安康摇摇头，“我倒不那么认为。当然为了包装一份商业计划书临时拼凑的愿景确实只是一个华丽的外包装。但是我认为愿景对于一家创业公司能否走下去、能否走多远很重要。”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吴墨带着玩味的表情望着安康。
“是啊。”安康带着严肃的表情说，“愿景是一张饼。对于很多人而言，它只画在纸上的饼，永远吃不到，永远也兑现不了。但是对于一些有野心、有志向的人而言，愿景是他想和人一起努力拼搏、共同分享的东西。并不只是赚钱。为什么有人明明可以赚更多的钱，可是他却执着于一份没有那么赚钱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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