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就听到了来自这个一级工对厂里领导的各种吐槽，什么赵芹太年轻啊，不一定能挑起厂里的大梁来啊，她对女性职工更加照顾啊；徐副厂长不担责任啊，谁找他签字，他都想一推六二五啊；郑丽春写歌，给石油油田写了那么多好歌，但是对自己单位不够重视啊；劳资科那群人每天中午吃饭都最积极，你要是卡着饭点去办事，他们会给你翻白眼啊；财务每次发工资的时候脾气都特别爆啊；他们车间主任在办公室写东西的时候抽烟啊等等。这一类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往往里面也有大问题。
就比如工人反映，赵芹太年轻，而且过分照顾女同志，这就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厂里的妇女工作做的不到位，最起码宣传没有跟上，他们觉得不安的并不是赵芹年轻，而是她是一个女的，是觉得一个女同志坐在一把手位置上的天然不自信，实际上还是出于对妇女同志的否定。郑丽春没有给厂里写歌，这说明郑丽春在工作中实际上缺乏底层的主观能动性，只适合处理问题，并不适合去做决策，也就是是说，郑丽春如果不去改正这个毛病，厂办主任，副厂长就是她的极限。车间主任在办公室抽烟，这说明上面制定的高级工人和车间管理人员相互监督的办法没有执行到位，尤其是工人对车间主任的监督没做好，厂里对基层的管理存在一定程度的真空，已经出现了简单的官僚雏形等等，小毛病，往往蕴含着大问题。
就这样，两个调查组同步进行，一边费心劳神，除了天天被人在背后骂一顿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弄到的罪名都是通过各种手段罗织的，属于只要有人监督，就难以拿到桌面上来的。另一边就一个人，一边学着技术，一边和工人打好关系，最终却在细节中发现了大问题。调查组的大爷们肯定不可能善罢甘休，在财务和仓库上没有找到问题之后，把目光瞄向了产品，说是要查一下，钢机二厂生产的用来出口的产品，有没有泄露不该有的技术，或者说有没有暴露自己较低的加工水平，从而破坏国家的国际形象。但是前三刀，他们都没有弄出一二三来，后面大家也就不再特别关注他们了，毕竟大家也是有工作的，不可能天天没事干就盯着他们。
再加上，时间进了三月初之后，又下来了两个新文件，一个是新五返，另一个是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倡议。新五返，这个厂里已经在进行了一部分了，只是多了一个反对分散主义，别的也没啥大问题。反倒是学习雷锋好榜样，树立社会新风尚的活动进行的如火如荼，最直接的就是，厂里出面，针对所有有余力的家庭，组织了一次针对农村贫困儿童的专项募捐活动，标准就是一个月的工资，当然也有一些自己日子都过得拮据，也要跟着一起捐款的，被厂里劝退了，大部分人都知道，这是好意，学雷锋做好事，也得量力而行吗，偏偏就有人觉得这是厂里看不起他们，跑到调查组那里告状去了，似乎在他们眼里，这个调查组就是为民请命的包青天再世，当然，这些人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红星厂，下班，姜玉柱扛了一小捆毡布，跟在秦淮茹后面，“秦姐，你说你，在厂里干活就这么累了，回家就好好歇歇，还干这个干什么，这个是给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准备的。做这么一捆才给两块钱，还得检查质量，做少了不行做差了不行，你哪有这个时间啊。”姜玉柱倒也不是心疼，而是不了解，这些占卜是京城轻工业局为了支援少数民族建设，专门委托京城的普通老百姓生产的，就是为了体现民族一家，但是由于是半义务劳动的形势，所以给钱并不多，基本上只有正常情况的一半，这么一来愿意干的除了那些家庭实在是困难的，可就没几个人了。所以很多人就把目标瞄向了工厂，委托他们家属进行生产。
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批，年前已经生产过一批了，那一批是照价给钱，基本上都被几个和上面关系好的公社给抢没了，这一次由于组织者不一样了，变成了半义务劳动，群众积极性大幅下降。红星厂的工作是李主任接过来的，作为一个管后勤的，和轻工业部门打好关系，那是必须的，这个时候人家有求于你，你不配合，以后有什么好东西，你好意思要吗？
秦淮茹跟姜玉柱解释道，“柱子，你也知道，姐家里被你贾哥他舅舅骗了，家里也没什么钱了，我想送小当去上幼儿园，我婆婆那里也有病，怎么说也得预备下一点，要不真到了事上，在去求人可就麻烦了。”她接这些东西，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告诉大家，贾家再被骗了之后又没钱了，没看见连这种活都接了吗，第二个就是塑造孝顺儿媳妇形象，她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帮婆婆整理这东西，不是孝顺是什么。至于那点工钱，都不一定有剩下的边角料值钱。
结果回到家之后，正好赶上贾张氏送一个比她还大一轮的老太太出门，这个老太太本来是贾张氏在外面认识的朋友，由于她这个年纪的，基本上都在算计着怎么给家里添点零花，或者去干点什么东西，能省点钱什么的，和她一样，啥事不干的基本上最少都得比她大十岁以上。今天，贾张氏就是邀请她进来坐坐，喝口水，甚至还贡献了一小块点心，聊的还是各种八卦。按理说贾张氏不是这么大方的人啊，为啥今天会叫人回家聊天呢，那自然是有她的新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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