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这玩意，本就是耐寒作物，对于辽东和大漠之中那艰苦的环境污染，土豆是丝毫不在意的，只要你把它埋下去，只要有一丝丝的水分给他汲取，他就能生长，疯狂的生长，到时候就能给无数的人提供口粮，提供机遇。
试想一下，辽东的土地有多广袤无垠，比之中原地区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为什么没人愿意过去呢，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利字罢了，通俗点说就是不划算，专业点说就是投入和收益不成正比。
要不然，依照着我们农耕民族对土地天然的热爱和几近狂热的追求，这群士大夫会愿意眼睁睁看着辽东地区的土地被就此荒废吗？会心甘情愿地白白流失这么大的利润，这么多的耕地吗？
什么叫做士绅，士绅的前提是你的成为“士”，再通过各种层出不穷的手段完成原始财富积累，成为绅。
而在大明，在整个封建社会，士绅的根本就在于土地，准确点说，整个东方社会阶层里的那个人，上到天子皇族，下到黎明百姓，他们的根本都是土地，而天子，就是这天底下最大的地主。
有了土地，才能种植粮食，有了粮食，才能养活百姓，有了人口，才能发展经济，有了经济，才能形成聚落，有了聚落，才能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才能够有治病救人的医生，有教人学问的先生，有负责保家卫国的士卒……
而大明朝的这群士绅，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不但是绅，还是士，是士大夫，是官员，是上流阶级，是有话语权的，对国家大事是有参与权和决定权的。
那么他们为何不对鞑靼人主动出击，永绝后患呢？反倒是宁愿整天忧心忡忡，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什么时候鞑靼人来了再一脸惊慌失措地商议对策。
这是为何？归根结底原因就在于发动对鞑靼人的对外战争，对他们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一旦大战爆发，朝廷就必须征用无数的百姓到前线去负责后勤，运输等工作。
而大量的人力被征用导致的后果就是国内负责生产和发展经济的劳动力将会大大减少，而劳动力减少的直接后果就是这群士绅家中的良田万顷没人帮他们耕种，没人耕种自然也就没了产出，这可是一笔巨大的损失啊。
如此对自己没有半点好处的事情，哪怕他利国利民，哪怕他意义深远重大，这群士绅们也是绝对不会去做的。
不止如此，他们不但自己不去做，还会不让别人去做，阻止别人去做。不怕流氓坏，就怕流氓有文化，大明朝的士绅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读过书，他们有文化，他们可以引经据典，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你，跟你讲一堆大道理，告诉你不要妄动刀兵，告诉你如此以来的惨痛后果。
如果还有谁一意孤行要去做这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他们就会说人家包藏祸心，就会想方设法抨击诋毁人家，直到人家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
道理很简单，要想解决鞑靼人这块顽疾，要想永绝后患，最有效的措施就是举全国之力，集合全国的民心，趁着他们连续两次受到天灾，又刚刚在锦州吃了败仗的机会，对鞑靼人发起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直到一方失败为止。
而要想对鞑靼人发起进攻，最关键的就是要得到这群士绅的支持，要想得到他们的支持，最有效的措施又是让他们觉得有利可图，只有有利可图，他们才会同意对鞑靼人发起的战争。
别看这帮子文官满口的仁义道德，满口的天朝上国，不能兴起不义之兵，但只要你告诉他们辽东之外，大漠之中的无数土地，可以种植出粮食，可以产出很多的收益，这群人同样有无数的理由和论据来告诉你：陛下，这鞑靼人不除就是养虎为患，不除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百姓，不除就要动摇国本！
这群狗东西，平日里为了乡间的几亩地，一口水井，几块水田都可以大打出手，闹得不可开交，而整个大漠的土地和产出，与这一亩三分地相比，简直就是天上和地下的区别，这群士大夫又怎会不心动呢？
“刘瑾，你可知道，其实无论是我们汉人，还是他们鞑靼人，女真人，突厥人，大家骨子里都是一样的，都是受利益所驱使的，这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的本能。朝廷里的那帮子大臣不愿意对鞑靼人发起战争，并不是因为他们宽容大度，也不是因为他们真正的把圣人嘴里的仁义道德给践行了，而是因为无利可图罢了。”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要有利可图，哪怕是李东阳这样的人，也是可以提起兵器上阵杀敌的，只要利润够大，朕这个皇帝的位子，也不是不可以给别人坐一坐的。”
“可是陛下，我们和那鞑靼人，女真人，无论是样貌还是生活习俗，就连祖宗也是不同的，又怎么能说我们是一样的呢？”
刘瑾还是有些不解，陛下的话真是越来越迷糊了，把自己搞得云里雾里的。
“你这狗东西好生不晓事，朕给你说了你也不懂，你就记着，无论是鞑靼人还是女真人亦或是那群蛮子，都是一群狼，一群野狼，而我们汉人，唯一的不同就是披着羊皮，会说一说仁义道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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