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爷是新党的支持者？”听乐天言，张纯孝问道。
乐天摇头，笑问道：“乐某自政和八年为官至今，张府尊可曾听乐天对新旧两党任何一派出言支持过？”
细想这位乐公爷少年得意幸进，又有偌大的才名，言行自然为人所侧目，细想之下乐天还真没参与新旧党争之事。张纯孝下意识摇了摇头：“不曾。”
“我朝有新旧党争，但前唐也有牛李党争，但牛李党争使前唐中兴，而我朝新旧党争却使朝廷陷于纷乱！”乐天继续说道，说到这里将目光投向张纯孝，问道：“张府尊可知是何原因？”
“请公爷示下！”张纯孝拱手道。
“自宣和三年到宣和七年，乐某被黜职夺爵赋闲在家，心中一直思虑此事，多少也有些感想，今日便与张府尊说出来。”乐天言道，又笑道：“当然，乐某只是一家之言，其间定有不当之处，还望张府尊斧正！”
“公爷谦虚了！”张纯孝忙拱手道：“公爷博学朝野皆知，是下官聆的公爷教谕。”
乐天也不客气，直接言道：“我大宋新旧党争和唐代的牛李党争有何不同？乐某觉的之间最大区别，就是一条：唐朝人比我宋人更负责。
唐朝牛李党争双方，虽说各有私怨利益，但国家大事面前，都是负责任的政
治家，关键时刻常能顾大局。而我朝的新旧党争，与之一比却差得远，到了最恶劣的时段，更是只讲私怨不顾国家，尤其是其中一方，更是节操尽碎。”
听乐天这么斥责大宋新旧党争，张纯孝心中一愕，显然乐某根本没把新旧两党放在心上。
“至于这个差别有多大？可以先看看唐代的牛李党争。”乐天继续言道：“唐朝牛李党争，双方代表人物为李德裕与牛僧孺，这二人一个是名门大族出身，一个草根身份，各自拉起一干队伍，多年来朝堂上互掐不停，惹得无数后人纷纷瞧热闹。但这二位一天二地仇的政
治强人，却也有个同样的身份：俱是治国干才！
虽说出身不同，政
治主张也各有差异，但放在前唐的国事之中，李德裕和牛僧孺，都堪称担当大任的好手，且都有清正廉洁的好品质。以为官表现论，绝对都是官员中的楷模人物，治理政事水平更拿得出手，李德裕治理剑南，牛僧孺治理鄂中，全是满满辉煌的好成绩。比起历史上那些满嘴唱高调的所谓清流人物来，这二位都是优秀的实干者。
如此优秀人物，互相掐起来，自然也是高招迭出，牛李两党相争的二十七年间，大唐的朝堂就变成了擂台，一会是李德裕把牛僧孺踹翻，过几年后牛僧孺又把李德裕揍趴下，二人相继浮浮沉沉，互相拆台的事情也做了不少。牛僧孺更闹出一桩槽点，把李德裕从吐蕃手里浴血收复的维州，竟然拱手还给了吐蕃，闹的大唐颜面尽失。
虽说这事做的糟糕，但牛僧孺随后就用一种办法，证明了他从不逃避的品质：慨然承担了丢失维州的责任，主动引咎辞职。这不止是敢作敢当，更是肩起国务责任的勇气。以一身的担责，平息维州争端后朝堂无谓的争论，把国家政务拉回正规。虽说这件事上，牛僧孺的战略预判犯了错，可这负责任态度，着实无错！”
“公爷所言不差！”旁边的张纯孝也忙言道：“牛僧孺与李德裕二人争斗二十余年，虽说是为闹剧一般，但贯穿始终的，同样是这负责任态度，无论李德裕还是牛僧孺，一旦当政后，都会把对手狠踩痛贬，但是唯独不会贬的，就是对手已经见效的国务政策，下官每当读史时，也对二位前辈深感敬佩。”
“是乐某在张府尊面前献丑了！”乐天言道：“但不得不让人承认的是，正是牛李两党在互掐的二十多年中，那一段时间的唐王朝，也就出现了一幕奇景异象：在牛李党争的白热化期间，前唐却一度走出困境，有了唐朝武宗皇帝的会昌中兴和宣宗皇帝的大中之治。”
“公爷所言极是！”张纯孝忙道：“武宗皇帝时前唐己呈现颓末之势，但正是有牛李党争，才有了前唐末期这晚霞一般的辉煌。”
乐天点头，随之话音一转：“依乐某来看，前唐牛李党争是为良性之急，但我朝的新旧党争，不能算做为国为民之争，只能算做朋党之争、害国之争。”
张纯孝点头道：“公爷所言甚是，我大宋党争表面上看来是为变法的新旧党争，实则渐渐演变为朋党之争。”
乐天继续言道：“我朝朋党之争，从仁宗皇帝年间初现，仁宗朝起我朝面繁荣，其实却已不堪重负。国家财政连年赤字，行政效率低下，朝堂上冗官扎堆，国防危机四伏，已经是不改不行的地步。时范仲淹公实行改革，然终因阻力太大而被废止，此时是为我朝朋党之争初现时期。
我朝月党之争，真正的白热化时代，是从王介甫变法开始，此时的大宋三冗愈沉，若再不除弊革新，会呈垒卵之势，而以司马光为首的一群老臣们，却只知道给新登基的神宗皇帝唱高调。这才叫年轻的神宗皇帝忍无可忍，慨然启用王安石，拉开轰轰烈烈的熙雍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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