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徐向前同志任红四军军长。九月陈赓同志也来到了我们鄂豫皖根据地，做了十三师三一八团的团长，也就是我的团长。
九月底的时候，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张国焘亲自坐镇，命令进行全苏区的审查整肃，不论是起义还是投诚的，一律抓起来；凡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抓起来；凡是知识分子出身，甚至是读过几年书的，一律抓起来审查。这样，就拉开了鄂豫皖革命史上令人痛心疾首的“白雀园大肃反”的序幕。
肃反的狂潮一起，就按照既有的疯狂逻辑进行了下去。其范围越来越大，从军队扩大到地方，逼供信之下，“改组派”、“反革命”、“第三党”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于是，开始了杀人。许继慎、周维炯都遭到了严刑拷打，他们据理力争，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最后，保卫局将二人秘密勒死在牢房内。时年许继慎三十岁，周维炯二十六岁。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其他被抓捕的熊受暄、萧方、柯柏元等红军将领，亦先后遇难。
在肃反淫威之下，遭到抓捕和杀害的军政干部一批接着一批，级别也越来越高：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六霍起义的领导人和皖西苏区的创建者舒传贤，鄂豫皖军委会副主席郑行瑞、鄂豫皖军委会参谋主任李荣桂、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红四军秘书长陈翰香，红十师师长陈奇，红十二师先后三任政委庞永俊、姜镜堂、吴荆赤，红十师副师长程绍山、红十师参谋主任范沱、红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十二师参谋长兼红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红三十团团长高建斗、红三十团政委封俊、红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红二十八团副团长丁超、原中央独立第一师师长徐百川、原中央独立第二师师长王效亭、皖西北道高官方英、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红二十八团政委罗炳刚、红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红二十九团政委李奚石、红三十二团政委江子英，红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三十八团团长任难……
“白雀园大肃反”为时近三个月，红四军四个师十二个团的干部，幸存的只有两人，有的团、营、连级干部，被杀了三、四茬。据徐向前同志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还不到两万人，足足肃掉了七分之一！另外有个数字是：十二个团共杀掉了六千人！这还没完，小规模的肃反运动此后又绵延了将近一年，不少红军干部被抓了放，放了抓，最后还是被杀掉了。据统计，鄂豫皖红军中，总共被肃掉军级干部十七人，师级干部三十五人，团级干部四十四人，营连排级干部被肃掉的更多，红军战士被肃掉的数量则无法再查清。
肃反进行到后来，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只要某人“可能”是“改组派”、“AB团”或是“第三党”，就要被抓起来杀掉。谁要问一句“有没有证据”，就是“改组派”、“特务”，就应被杀掉。有几个青年人在一起，就成了“恋爱委员会”，杀掉；说几句牢骚话，杀掉；战士的枪口沾点土，杀掉；米袋子破了，杀掉。为了节省子弹，经常是将成排的人用大刀砍死，用长矛戳死。还有的就几百人一起活埋掉。杀了抓，抓了杀，一茬又一茬。因为军情紧急，很多人被抓了后又只好放回部队作战。当军情缓下来后，又抓起来杀掉。就是这样，却很少有人逃跑或投敌，这说明被肃掉的人根本不是什么“改组派”、“反革命”，而是忠诚的革命者。无数红军官兵和革命群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的刀下。白雀园内外尸骨如山，血流成河，从此成为了难以弥补的楚天长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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