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前的大宋，单单光一个江西，就有乱七八糟的各种官员胥吏三万两千七百余人，全国官员在景德四年时竟然高达五十七万八千余人。
这意味着全国每一百名百姓就要养一个官、养一名禁军。
这个比例乍一听似乎并不可怕，即使是对比后世，都算的上极其良性了。
但是账不能这么算，更不能忽视客观的生产力条件。
这一时期，一个百姓的月收入很难达到五百文，这还是战乱前的洪州，更偏僻和荒凉的地方，百姓的收入可能只有一两百文。
把天下的百姓拉个平均数，三百文，一百人一个月才三十贯。
而一名禁军、一个官员，两人的月俸加在一起最少也得四十甚至五十贯。
这种严重的超标，会给百姓带来极大的生活负担。
这也是为什么东京城甚至比一千年后的现代一般城市还要繁华，而地方却苦的连饭都吃不上，频频造反。
宋朝严重时，天下一年五到十反。
喝天下血养以东京为中心的京畿圈十几座城市，养天下的冗兵冗官，地方焉能不穷不苦。
赵恒在位期间，有一段时期被称为咸平之治，所颁行新政中有一条仁政就是裁官。
其在位的第一批裁员在宋史的记载中就高达十一万人之巨。
相当于精简了全国五分之一的公务员队伍。
穷苦农民的生活压力和负担自然得以释放。
而后在澶州之盟后，赵恒又精简了禁军编制，将地方上吃中央财政的禁军序列改编为地方厢军，仅保留下北地的威虏、宁边；升州的太平、陕甘的凤翔四支禁军。
这一波又裁汰了将近二十万冗兵。
两波瘦身使得北宋迅速富庶起来，也给自己儿子也就是仁宗皇帝留下了一个好摊子。
加上宋仁宗也争气，大宋才变得越来越好。
而现在，骆永胜觉得很有必要在继续深化改革，精简编制。
“孤决定以江西为试点明确有哪些职权衙门和公员编制的数量。
先说布政使司，这是省一级的衙门，设正三品布政使一人，从三品参政两人，这就是三个省官。
下辖户政、礼教、吏政、工建、按察、兵马、都察、刑判、审计九个司，每个司一名正四品司正、两名从四品司院，属官公员三十人。合并起来便是一司三十三人，九司二百九十七人。
一个布政使司衙门满编为三百人。
不再设仪仗、掌旗等衙前，只招一百名衙役负责保卫，九司各可单招三十名衙役文书负责公务传递和公务出差时的随从工作，如此则一省另有三百七十名没有品轶且非公员身份的衙役，你们可以称其为临时工，衙役的月俸为五贯。
江西辖下有七个府，每府设正四品知府一人、从四品同知一人。
下辖九处，每处正五品处正一人、从五品副处一人，属官公员二十人，合并一处二十二人，九处一百九十八人，加上知府同知刚好两百人。
一个府衙役编制五十，九处衙役文书编制为二十人，满编二百三十人。
七个府则公员一千四百人、衙役文书一千六百一十人。
府下为县，县设正六品县令一人、从六品县丞一人。
原县级六曹改为科，取消兵马仅设八科，每科正七品科正一人，不设副职，从属科员十人。八科合并公员八十八人，加上县令、县丞为九十人。
一县衙役编制为一百人。
江西如今经过合并和添设，共四十七县，则县一级公员应为四千六百三十人、衙役四千七百人。
一省总和为一万三千零一十人。
江西有两百四十三万百姓，平均下来，大概两百人养一名朝廷公员、衙役，压力会小上许多。”
以两百个百姓来养一个公员，这个比例可谓被骆永胜压缩到了极限。
后世的时候，骆永胜甚至见过八个老百姓养一名干部这种简直匪夷所思的比例。
既然这时期的生产力严重不足，那么就拿人数来堆。
两百人养一个，加上十五税一的低赋税，百姓总能过的好些。
三人对视，都叹服拱手。
“大王仁义。”
“咱们不学伪宋那套官职双轨，官就是官，一个萝卜一个坑，军队不允许吃空饷，衙门一样！”
骆永胜定了调子：“若是丁忧，那么就留职三十天，照常发俸，职责暂由同僚加代，超过三十天期限不归且无正当理由报批公假，直接撤职开除出公员队伍，我大楚，绝不养一个闲人，有官不当，就去当老百姓。”
多养一个闲官，则老百姓就多一份负担，这个道理很浅显，几人都懂，故而点头应了下来。
虽然削减了丁忧的期限，但是想想，三十天还不够吗。
非得守孝二十七个月，这个当官的孝心确实是尽到了，但老百姓会骂娘啊。
拿着这么高的俸禄在家待着，钓鱼弄花，百姓苦哈哈在地垄里汗珠子摔八瓣？
骆永胜做不到绝对的公平，但也愿意尽力去权衡。
“好了，这事定下来，下一件。”
天色渐晚，大元帅府里掌起了灯。
打江山容易，治江山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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