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罢年没多久，卢彦就给骆永胜通了信，说今年的春课税提前了，而且要加赋，如骆永胜这般经商的，要按照十税一的比例征其岁营。
岁营就是距离上一次收税之间这段时间的营收，以往洪州的商税是十五税一还算比较低，眼下却变成了十税一，更要紧的，则是时间提前了太多。
大宋税法是承唐制的两税法，春秋各征一次，春课税一般是在三月份开始到六月份结束，现在却一下提前到正月份。
“益州王逆作乱的动静太大了，他们攻陷了益州城。”
眼下的益州，可就是天府之国成都！
由不得骆永胜不大吃一惊。
益州可以说是四川乃至于大宋西南地区的重城，竟然如此之快的就被造反军拿下了？
大宋的地方军战斗力实在是太次了吧。
当然，即使益州一城沦陷也不至于牵动远在千里之外的洪州，之所以整个大宋朝都如临大敌，是因为这位王钧同志在攻陷益州后做了一件是个男人都想做的事。
开国称帝！
你没有听错，城不过一座，兵不到一万的王钧同志，在益州城开国称帝了。
国号蜀，年号化顺。
这段历史在《宋史》中是没有记载的，因为宋朝官方不承认王钧建立的所谓蜀政权，不过在南宋温国公李焘所编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六中却是有即详细记载。
“僭号大蜀，改元化顺，署制官称，设贡举。”
这李焘可就是四川人，这本《续资治通鉴长编》本身也是官修宋史的一部分，而且因其是当朝编纂，真实性要比元修宋史更可靠许多。
不管怎么说吧，王钧干了一件骆永胜一直想干却没有敢做的事情，后者只能眼睁睁的凭西眺望，然后出资数千贯给朝廷，供其剿匪之用。
益州事变，也让正在大名府指挥前线作战的赵恒心情恶劣到了极点。
他刚刚才指挥范廷召大破辽军，兵锋一路衔尾追杀到莫州，斩级万余，取得了一场战果辉煌的大胜仗，结果一转头，自家老窝被人强行给分家了。
这他娘哪里能忍？
辽人再狠终是疥癣之疾，就算有二十万大军又如何，不过是占几个城，掠一些百姓辎重而已，这些在赵恒的心里都可以忍受。
唯独王钧的造反立国是决不能放任的！谁想撬他老赵家的墙角，谁才是最大的敌人。
于是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赵恒就做出了决断，他放弃了正节节顺利的北方战场，将杨延昭、杨嗣两员大将提拔为河北一带的都巡检兼知州、军事，转攻为守，已经收复的失地也放手不要，自己带着大军从大名府启程，仅六天便火急火燎的折返汴京，亲自部署围剿伪蜀政权！
这些消息都是侯秉忠告诉骆永胜的，前者在说起的时候情绪非常的低落，骆永胜甚至能够敏锐的捕捉到一丝近乎微不可查的恼怒。
能让侯秉忠恼的能是谁，绝不可能是犯上作乱的王钧，只会是不战而撤的皇帝赵恒。
大好局势啊，说放弃就放弃，王钧翻了天不过才一万不到的兵马，他还能打进有四十万禁军驻扎的汴梁不成？
光从益州出川往东京这一路上的厢军都大几十万了，你慌个毛线啊。
更别说驻守汴京的还有李继隆、寇准这些文武双全的名相在，灭一个微不足道的王钧那还不是谈笑间。
骆永胜什么都不说，他也不敢轻易乱说话，只是和侯三一道陪着侯秉忠喝酒，直到后者酩酊大醉才同侯三告辞离开。
出了侯秉忠的府邸，正月的寒风吹走酒意，骆永胜幽幽一叹。
“王师北定中原日，怕是再无机会了。”
回忆一下历史的碎片，下一次赵恒再北征，便是瀛洲之战，而后檀渊之盟。
从此之后赵宋家再也不矢志收复燕云十六州，只想着偏安苟存，固守现有疆域，大局上进入全面防守之势，结果却是靖康之耻，王业偏安。
一想起赵宋家的历史，骆永胜就恨其不争，而如今赵恒的谜之操作更是让骆永胜瞧不起。
不就是有人造反吗，该镇压的镇压，该杀头的杀头便是，你放着辽人不打打自己本国人，那不跟我大清一个德行了。
不攘外夷，只征胞亲。
对于骆永胜的怒气，侯三有些无法理解，所以他说了一句。
“朝廷怎么安排就怎么做呗。”
这句话便让骆永胜明白，这也是时代的偏差之处。
这个时代的百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依存性而不是主人翁精神。
心里想的是‘国家让我做什么’，而不去想‘我能为这个国家做什么’。
大家都听过那句振奋人心的口号‘为国家之崛起而读书’，这就是一种主人翁精神，只有这种精神的国民多了，国家才能强大。
侯三是时下所有百姓的写照，他们懒得去想这些，每天过好自己的日子也就行了，朝廷让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朝廷想着先去镇压内乱他们就去镇压内乱，并觉得这么做是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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