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里的女人面容苍白无神，宽大的病号服越发让她显得瘦弱。
路北岑一直关注着朱文雅，此时她双眼发红，双手攥成了拳，很显然，画面里的那个女人就是她一直要找的人。
女人带着惶恐的声音从电脑里传了出来：“那个，姐姐，我，我是王怡芳，对不起，我知道我这声对不起来得有点晚，但是我那时候真的不是存心的，这几年我躲在外面，其实也很害怕，很难过，我是真的压力很大，这两三年，我一共流产了三次，这一次还宫外孕大出血，我经常都会想，这可能就是我的报应，呜呜呜……”
画面里的女人哭得很悲切，朱文雅也从最初的愤怒，变成现在的泫然若泣，其实更像是知道仇人也过得不好之后的一种释放。
许久之后，女人带着哭腔的声音再次传来：“姐姐，我看了电视，知道我逃不脱，我也不想逃了，本来我是想当面跟你说声对不起的，但是我现在身体实在不允许，我算了下时间，能不能求您，重阳节的时候，带我去阿姨的坟上上柱香，我想给她磕几个头，我，我，呜呜呜……”
不管这是导演出来的，还是有人写好了词让王怡芳照着说，起码她的眼泪是真的，她的后悔是真的，她的惶恐也是真真切切的，现场的人，都能感知到她确实是想去拜祭朱文雅的母亲。
尽管朱文雅在执行法官的调解时，有些生气地叫嚷：“她那是诚心诚意想去拜祭我母亲吗，她其实就是害怕报应，觉得是我母亲死不瞑目，冤魂难消，他们家现在想八万块钱就把事情了了，这是想解决问题的态度吗？”
朱文雅的话，法官无从反驳，只能劝说：“我们现在是把被执行人的意思转达给你，你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反复跟他们做了工作，但是看样子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钱。”
紧接着，法官又把王怡芳现在的生活状态和事发后这段婚姻说了一遍，又接着道：“他们凑的这八万块钱里，只有两万是被执行人夫妻的钱，其余都是借的，她丈夫也说了，如果你不同意这种方式，那就先付你两万，以后每年再付两万，直到付清为止。”
“我们考虑到那样时间线就会拉得很长，你每年都要为这个事烦心，她丈夫也只是个装修工人，并没有固定收入，他们没有一上来就这样说，而是先提了个尽力能凑的数目，也算是比较诚心了。”
“那他为什么不先付八万，然后每年再付两万？”朱文雅问道。
“这个问题我们也问了，他说那样他可能就要同时还借款和被执行款，他能力有限，实在负担不起。要不你再考虑一下，反正是谈嘛，你也可以提出你的想法和意见，最后还是要你们双方都愿意。”
朱文雅打了电话给父亲，商量了一番之后，给出了一个新的调解方案，12万一次性解决。
最后这个谈判从12万一次性解决，再到10万一次性解决，唯一的追加条件是当年重阳节，王怡芳跟朱文雅一起去祭拜死者，至此，双方达成和解，但是根据朱文雅的要求，协议要在重阳节当天再签，并且要求对方在当天一次性把十万块钱付清。
夏明华也代表夏明辉提了一个要求，希望在电视和报纸的镜头里，不要出现夏明辉的镜头，这会给他们以后的生活带来不便，而且王怡芳虽然有错，现在也想从头开始，总要给她改过自新的机会。
路北岑和报社记者作为媒体人，当事人提出要求，法院也觉得这个要求不过分，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路北岑点头表示同意，但是同时也提出：“我们媒体有配合法院打击老赖的责任，当然也希望你们能够履行今天的承诺，毕竟这些我们都已经拍摄下来了，在报道的时候可以进行处理，但是如果依旧做老赖，我们还是会如实报道的。”
夏明华当即拍胸脯打包票：“他们两口子肯定不希望事情闹得更大，现在他们家庭住址都已经登记了，到时候法院执行的警车开进去，那我们夏家以后还怎么做人？而且我们夏家一向是遵纪守法的，我爸爸以前就是一名常驻基层的法官，我作为他们的堂哥，也曾做过相关工作，肯定不会容许他们知法犯法的。”
当天，都市频道的新闻里发了一条简讯，报道了老赖王怡芳在媒体的报道下，已经主动联系了曲湖区法院执行局，但是因为身体原因，需要过一段时间到案，双方已经就赔偿问题达成初步协议，王怡芳承诺会在重阳节当天祭拜死者。
第二天的中江都市报刊登了差不多的内容。
两家媒体都按照当事人要求，对画面做了剪辑处理，王怡芳的亲属都没有出现。
虽然说这件事还有个句号没有画完，但是路北岑、林菲和薛峰，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毕竟这就是民生新闻的社会价值，作为一个记者，还是很有成就感的：我们做的工作，除了潜移默化的感染，还有更加直观的效果！
新闻部审稿的主编把这件事报了上去，当然路北岑也第一时间把情况汇报给了岳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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