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氏意图夺占关中，意图割据，让赵昺有些手忙脚乱，却也并不意外。因为他早已预料到蒙元的覆灭，会引发一系列的混乱。他原本的对策是坐山观虎斗，任盘踞在西北和东北的草原诸势力争斗。待中原稳定，蒙元各方旧势力斗的筋疲力尽的时候，再出兵塞外平定西北，完成统一。
现在汪氏的突变可以说让赵昺的计划出现了变数。而说不意外，因为从历史规律上来看，王朝的更替，旧有的统治秩序的崩溃，也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统一局面也迅速解体，从而出现群雄逐鹿的局面。
当然这种局面的产生也非一朝一夕产生的，而是早就埋下了伏笔，过去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集体爆发出来。现下蒙元政权出现崩溃的迹象，也是因为内部问题长期积郁得不到解决，又逢大宋北伐的胜利，兵临都城之下，遭遇灭国之危的契机，各种矛盾便迅速激化，秩序解体。
赵昺以为蒙元在政治上首先出现了严重问题。蒙古的权力继承初期实行‘幼子继承’和‘库里台大会’并行的制度，造成了以后政治上的混乱。
成吉思汗将汗位传给了窝阔台导致幼子继承制被打破，引发了后世子孙对汗位不择手段的争夺；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争位胜出后，引入汉法，欲采用嫡长继承制，又引发了内部的混乱；在其死后真金继位，但在内外压迫下没干几年就一命呜呼，其临终又打破嫡长刚刚实施的嫡长制，传位给幼子铁穆耳。
这些导致蒙古统治阶层内部的不稳定，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产生混乱。而中央政权的混乱直接影响到地方，政令往往朝令夕改，当权者年年生变，地方藩王豪强拥兵自立，中央权威几乎不存。且地方旧有权力分配不当的隐患也随之暴露无遗。
蒙元地方行省强的时候可以对抗中央，弱的时候无力镇压内部起义。加上达鲁花赤制度和札鲁忽赤制度，严重影响地方行政效力，地方豪强如盐商、宗族、匪帮等等割据自立，也形成当下地方割据的重要武装力量。
其次蒙元经济政策的缺陷导致了财政崩溃，进而影响到了汗位的稳定，使得草原势力与中央政权间的离心力增加。而忽必烈制定的‘赐赉制度’可谓是罪魁祸首。
当初蒙古的政治中心是和林，征战四方劫掠的财物和占据税收极大部分的税赋也输送到此。忽必烈将政治中心转移到中原后，库里台大会的主要王公们在留守草原，为了拉拢这些王公贵族，每逢登极、亲政、万寿、徽号、配享、升祔、册立、军功、婚丧等等，不管是哪种名目之下都是要给这些王宫贵胄赏赐。
加之蒙古草原在元朝时期往往都有雪灾、旱灾，为了保持龙兴之地的稳定，元朝几乎每年都要赈济留守族民，保证他们相对富裕的生活。如此极大的加重了朝廷财政负担，而随着江南这个大钱包的丢失，元廷再无力供养草原们的权贵，赈济族民。吃滑了嘴的人们，突然被断了奶，加剧了本就已生的嫌隙，当然对朝廷和大汗心生不满，也不愿再效忠。
此外就是信仰上的混乱加剧了思想上的分裂。蒙古各部原先信奉的是萨满教长生天，铁木真时期全真道长丘处机七十四岁高龄远赴西域劝说止杀为善，也造就了早期道教在元朝占据主导地位的全盛时期。
乃真后信奉佛教，随后引发佛道辩经，得胜的佛教成为蒙元主流，一度甚迫使得道之人改信佛教，并焚烧道教经典。而后佛教引发红黄教争，又将高层牵扯进教派冲突当中。思想极其的混乱，使得汗位争斗往往牵扯上教派争斗。
大量中亚和阿拉伯人又带进来***教，景教、拜火教、东正教、犹太教、摩尼教、湿婆教都大量传播，教派管理却是一片混乱。元朝中央一直犹犹豫豫，时而给与合法地位甚至封赏，时而坚决打压消灭。特别是儒家也被元朝政府视为宗教，管理模式参考佛教。孔子的地位上升了，但儒生地位大大下降。
蒙元因为采用怯薛入朝和官吏互通的选官制度，官员大多数没有接受传统儒家教育，思想上很难有所觉悟。汉地所有的天下为公一类思想在官员中并没有多少影响力，间接造成官员素质的下降。而儒家致仕之途断开，大量人才囤积在地方豪强当中，又间接造成人才流失，地方势力做大等诸多弊端。
所以赵昺以为当下蒙元在面临灭国之危，社会矛盾激化，导致朝廷与地方的离心力滋长，本就势衰的中央集权再度遭到削弱，各地域的独立性也随之突出出来，而地理上的离心力也开始凸显，从而使蒙元呈现出分裂的趋势也就不奇怪了。
中国的版图恰恰由于地形地势的缘故，东、南二面都是浩瀚的海洋，西南、西北都是险峻的山脉，北面是大漠。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相对独立，自成一统。另一方面，中国境内的山河分布纵横交错，又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各地域之间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诸方面的差异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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