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瑜看似玩笑的抱怨，却也引起了另外两人的共鸣，转而都诉起苦来。
王钦说自己从军十年是从都头上的位置退役的，按照惯例他有两种选择。一个是进入内廷管理的匠作监和商业系统，成为皇家工坊的一位管理者；另一个就是进入行政系统，转而成为大宋的基层官员。
匠作监系统的薪酬高是大宋有名的，一个大匠的收入甚至堪比四品的知府。而若是有幸进入海贸船队，出一趟海回来，就是普通的船员一年也可以有七、八百贯的进账。最不济的在皇庄当个管事，也能收入四、五百贯。
王钦当时只以为进入行政系统就等于入仕为官了，也算摆脱了世代为农的身份，给家族长脸了。而进入内廷系统即使成了大主事，依然是个布衣身份。可现实他是武人人份，难以进入亲民官序列，只能做个地位低下忙忙碌碌的监当官，而沉重的经济压力也让他有些后悔当初的选择。
至于谢斌他是通过选人进入官僚系统的。按照大宋选官制度，每三年开科，每科最多选几百人，这远远无法满足整个行政系统官员更替的。因此朝廷也会从过了乡试和省试的士子中挑选官员，但因为出身低，一般只能担任地方基层官员，升迁也很艰难。
谢斌后悔的是自己当时的同窗在科举失利后，便转而通过改考武学，或是直接应募从军，进入军队系统。因为军中对士子十分欢迎，读几年武学后便是军官，再有了军功便很快得到升迁，他的同窗有的已经做到统领了，而自己却前途黯淡。
听着三个人的抱怨，赵昺一时有些走神……
当年在琼州之时财政困难，因此赵昺打破实施百余年的大宋薪酬制度，也就是在什么岗位就拿什么岗位的工资，不论品级和资历。且实施的实物和货币并行的薪酬发放方式，用以解决官员们因为物价上涨和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的窘况。
这种薪酬制度赵昺自然知道其中的利弊。有利的是提高了工作的积极性，有多大本事挣多少钱，解决了占着茅坑不拉屎的问题，也减少了朝廷的财政负担。后来随着物资的丰富，也为了繁荣市场，便取消了发放实物，全面货币化，这在当时确实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
而随着时间的流失和形势好转，弊端也逐渐显现。最大的问题就是基础官员工资偏低，且对那些上升渠道不畅的岗位不公平，使得他们的薪酬始终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而当年的小年轻也步入中年，要娶妻生子、赡养父母、抚育子女，这点工资也就捉襟见肘了。
不过这种制度对于军中影响尚小。一者在制度上普通士卒服役七年便要退役，所以军中是以青壮为主。且为了鼓励从军，军队的工资水平要高于行政系统，而随着服役年限增加，薪酬也会增长，基本上可以保证四口之家所费。
二者，大宋与蒙元间的战事始终未停止。而战时会给参战部队发放补贴，且有所斩获还有奖金可领。因此打仗虽然危险，但是赵昺确实也没有亏待手下的官兵，使他们能获得足额、稳定的收入。
三者，现行的受爵制度多以军功有关，因而军中有爵位者远高于行政系统。而获得爵位就能获得高低不等的食邑钱，这也等于变相得到朝廷的补贴，使得他们生活得以极大的改善，当然这也是应得的。
但是战争并不是单凭军队骁勇就能获得胜利的，还需要诸多部门的支持，尤其是这种大规模的战争，可以说整个国家机器全部都动员起来了。而行政系统的官吏除了付出更多的辛劳，乃至生命，却无法获得同样的待遇。
而监当官这个群体在宋以前是没有的，可以说是应时代产生的。宋代有数量众多的官营农牧业手工业生产机构：官庄、屯田务、营田务、牧声马场、文思院、都作坊、坑冶场监务，这些机构的长官都是监当官。
宋朝的官营金融机构有榷货务、市易、抵当务（当铺）、交子务、会子务、钱引务、抄纸务、铸钱监，它们的长官也都是监当官。还有许多官营商业机构市易务、堆垛场、石炭场等，它们的长官也是监当官。再有宋朝漕运发达，与之相关的造船场、转般仓的长官，也是监当官。
此外，宋朝从京师到地方，官方都经营房地产，于是设置许多楼店务（店宅务）、砖瓦窖等，其长官也是监当官。宋代商业兴盛，官方财政依赖商税，征收商税的场务遍布全国，而场务的长官也是监当官的一种。
与此同时宋朝禁榷兴盛，官方财政也依赖禁榷收入，官方设置的盐场、酒务、茶场、矾坊遍布全国，这些场务的长官也是监当官。还有负责海外贸易的市舶务、负责与辽金西夏蒙古贸易的榷场，官方设置的各种大的库藏仓场等，其长官一般属监当官。
监当官负责的既然是财经事务，其考核就与其他官员有所不同。监当官的考核往往是有明确量化标准的。其中禁榷和税收方面的监当官是有收入钱财数额的，生产单位的监当官则用产量考核。且定额还会与现代一样有环比、年比等‘比较额’，而官方对是否完成定额十分重视，直接同官员的升黜奖惩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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