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就是税，但赋的出现早于税，最早是以包括田赋在内的“贡”为其基本形式。贡即贡纳者必须履行的奉献义务。赋字从武，原指军事上车马军需人力的征调，战国以后，赋与税逐渐混合，常常也指对土地课税，并连用为赋税。
根据文献记载，夏、商、周三代都是定额贡纳制度，征收标准是若干年农业收成的平均数。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个征收的额度应该是十分之一，也就是着名的“什一税”。后来“十里抽一”这个比例持续了很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赋税与徭役被视为基本征课方式，贡退居次要地位，但仍未完全灭失，仍然是百姓的一项义务。
到了周朝，老百姓的徭役和赋税负担逐渐加重。而到了春秋战国，各诸侯国统治者大兴土木、骄奢淫逸。对内实施苛政，大幅增加赋税和徭役；对外不断征伐、鱼肉百姓，导致国库空虚，苛捐杂税随之而来，令百姓无比痛苦。
老子认为，民众为什么饥饿？因为统治者“食税之多”。统治者苛捐杂税太多，老百姓则不堪重压，就没有能力从事生产，改善生活，也就不可能有持续的财富积累。而统治者“食税多”的原因，就是生活奢靡无度。他们讲排场、讲享受，住华美的宫殿，兴建奢华的娱乐设施，美食珍馐、华屋笙歌，消耗了大量的民力民财，老百姓苦不堪言。
因此，要使老百姓免于饥饿贫困，就要轻徭薄赋，减轻老百姓的赋役负担，使老百姓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根本落脚点应在于控制国家财政支出，而降低支出的落脚点在于统治者控制自己的欲望，对己俭约，对民慈爱，清静寡欲，与民休息。
诸子百家中，儒家“薄税敛”的号召影响最大，成为秦汉以来反复宣扬的财政教条。孔子主张“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国家兴办大型工程项目要适中，不能太多，要适合礼的标准，做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为此，孔子还曾斥责学生冉求帮助鲁国的季氏聚敛搜刮百姓，他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公开表示要大义灭亲。
孔子希望统治者都能像周朝初年那样，农民为贵族耕种公田，公田收入归贵族，商贾则根据其财产和收入的多少而征税。徭役以户计数，免除老人和小孩的服役义务，并照顾鳏寡孤疾的人。关于税率，孔子则主张“敛从其薄”。最好是恢复行什一税率。
孟子从其“仁政”的观念出发，“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他也主张征取十分之一的农业税，他还建议“去关市之征”，不征收商业税，而独征农业税。
荀子认为，要想国家安定团结，轻徭薄赋是一条有效的途径。“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这表明，荀子还把轻徭薄赋看成是为国家开辟财源和实现富国的目的和手段。
但是蒙元起家于游牧民族，他们的财政开支大多来自于劫掠和征服地的贡献，直至忽必烈继承汗位才开始接受汉化，可是也并没有能建立起‘正常’的税赋制度，而是利用色目人理财，使得两种制度并行。
如此一来，不仅未能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反而使他们的负担增加，横征暴敛式的征收制度使得财富集中于权贵之手，国家财政始终处于崩溃的边缘，这又刺激统治者增加税赋。而崔彧和一班受汉化较深的重臣们试图改变这种状态，劝谏铁穆耳屏弃旧制，实施新制，使国家摆脱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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