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兵如救火，赵昺粗略问明了情况后，便着手安排兵力救援。东海县位于海上，古名郁州，为《山海经》中的十洲之一，相传秦末田横居此，故又名田横岛，历来为东北边防要地。他考虑当下海州附近并没有成建制的禁军，眼下可调动的机动兵力只有驻扎在徐州的禁军第四军，但是两地相距四百余里，又不通水路，即使立刻出发也要数日后才能到达，还要巡船渡海，待赶到地方也只能去收尸了。
赵昺思索片刻，想起第一水师在完成从江东向淮北运兵的任务后尚驻扎在涟水军，担负保护淮河入海口和运河的任务。而从海上前往东海县要近的多，一日一夜足以赶到东海，可独立完成歼灭海上的海匪，并登陆岛上收复东海县的任务。同时可以从盐河口进入海州内陆，以舰炮轰击围攻怀仁县的盗匪，协助守军击败盗匪。
于是乎，赵昺立刻以快马传令董义成出兵救援海州，并在击退来袭的盗匪后暂驻扎于此，警戒海上的同时清剿海匪，保证海路的畅通。安排已定，他还是觉得有必要尽快搞清海匪的来路，尽快予以剿灭，否则任他们流窜，必然会不断袭扰沿海州县及过往的商船，影响到海上贸易的发展。
近两年每逢信风季赵昺都会令水军以护航的名义出海，这并非只是为了对蒙元炫耀武力震慑敌军，也是为了驱逐海盗保护海上商路。而近几年大宋水军面对的海盗主要有四股势力：
其一是叛宋投元，后又被宋军在收复江南的战役中击败的朱清和张瑄势力。蒙元在灭宋的战争中，忽必烈组建了强大的水军，并降服了宋水军。为了将江南的粮食运往大都，蒙元除了重新开辟新运河外，为了满足需求还开通了海上航线，而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朱清和张瑄。
朱清和张瑄两人是海盗出身，两人成为元水军的一支重要力量，被授予管军千户。元军攻占了临安，南宋降臣建议丞相伯颜把南宋的库藏，包括档案、图表、祭祀器具都运送到当时元朝的首都元大都来，以备修宋史时用。但当时的淮东地区仍在南宋将领的控制之下，所以伯颜想到了海道运输，他将此任务交给朱清和张瑄，并获成功。
数年后因通过大运河运到北京的粮食迟迟不到，而且内河粮运的运费昂贵，伯颜因而想起经海道搬运宋室库藏的事。其将此法上报后，忽必烈权衡了不同漕运方案的利弊得失，决定采纳丞相伯颜的建议，下令建造海船，招募大量熟悉海上情况的船工、船员，任命朱清、张瑄为海道运粮万户，负责海上漕运。
当时建造一艘排水量在千料大船的花费大约是至元钞白锭，而千石米的运费是一千七百锭钞。利润如此之高，海路商人们当然不会错过时机，因此朱清和张瑄手下马上聚集了盐商、盐工、船主，渔民、漕运官员和水手几万人，两人也邀请东南沿海的海盗加入。
这项政策给了商人巨大的利润空间，鼓励商人多方参与，最后粮食运输取得空前成功。此后为了篡取更多的贸易利润，蒙元朝廷开始将海运收为官有，实施‘官本船’制度。如此当时私人出海经商受到严格限制，一经发现全部家财都会被没收，但朱清和张瑄派出的商船是个例外，他们的贸易得到朝廷的默许。
两个前海盗做得“尽职尽责”，因此也分享到不少与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国家贸易的利润，还获得了造币权，可以自己印刷纸币。此外朱张二人的权力很快就从海上扩展到陆地，成了中国东南部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并拥有了大量私人海船。
不过好景不长，朱清和张瑄统领的海道运粮万户在宋水军的打击下很快失败，两人逃脱后被罢官去职。但他们手中依然有着众多的战船和财富，便又暗自干起了老本行，即做走私买卖，合适的时候也会抢劫商船，尤其是对宋朝的商船屡屡下手，杀人夺船甚是暴虐，成为东海地区海上一股较强的势力。可以说是赵昺‘打造’出的一股海贼。
其二是来自朝鲜半岛的‘高丽贼’，赵昺将他们成为韩寇。这股海盗的历史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有关朝鲜半岛海盗大规模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三国时代。这一时期在朝鲜半岛东部，也就是日本海沿岸地区生活着的挹娄人，便是在海上掠夺方面非常活跃的民族。
根据《三国志·魏书》记载挹娄人“其国便乘船寇盗，邻国患之。”而朝鲜半岛也是他们劫掠的目标之一。到了南北朝时期，作为挹娄人后代的勿吉人，也自然继承了他们祖先出海掠夺的传统。除了对新罗和百济的不断袭扰以外，勿吉人甚至曾和弱小的百济合谋，要对高句丽来一票“大的”，准备建立国家，但是在北魏的干涉下没有得逞。
而后伴随着高句丽被唐朝所灭，而唐朝又无力对这一地区像高句丽人一样进行压制和控制，因此导致了该地区出现了巨大的政治势力真空和军事动荡。原本只是在偏居东北一隅的靺鞨人趁机崛起建立了渤海国。渤海国不断向南侵占唐朝控制的高句丽领土，最终得以从鸭绿江入海，进入黄渤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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