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拗对一个科学家来说应该是优点，可能还是不可或缺的优点，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却是致命的缺点。
历朝历代的改朝换代，无一不是以血换血、拿命换命，没有一个不是靠滚滚人头来堆积王座。只有当今陛下的上位靠的是温柔崛起，既没有靠宫廷政变，也没有搞横尸遍地的兵变，靠着不流血、只流汗的道路。
对于健忘的人类而言，伤愈后就忘记疼痛的毛病从未改过。更何况都没有被刀斧给身躯留下过伤口，就更容易忘记一些本应该被牢记的教训。
在小农经济社会，什么最重要？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土地。
因为只有在土地上才有产出，有了产出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手工业的简单加工。很多物产在还没有进一步加工之前，就已变成了民众的果腹之食、御寒之物。所以，商业，在物产丰阜之前，对于老百姓而言，属于多余的产业。
要想改变一个人，得需要从改变他的生活环境开始。这就是陈牧现在需要做的事情。
陈牧要改变的是，整个华夏大地的经济模式。其实这几年里，他一直都在做这件事情。他不断的制造适应这个朝代的物品，但这个行为他是小心翼翼的。
他深知，历史的进程如若过多的人为干预，那造成的后果可能是无法想象的。只有那些毫无历史积淀的意淫者，才会在那些网络爽文中火药、炮弹一阵翻飞。
当然，陛下也一样，甚至他比陈牧更为保守。因为作为前世一位较为出名的科学家，他深知科技力量的暴烈。
陛下当年在牧野潜邸时，详细了解过土地兼并带来的恶果。那些依附农大量破产，朝廷和地方郡县可控制的劳动力日益减少，直接影响到官府的财政收入和兵役征发。
陛下曾给前朝哀帝上书云“......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阙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因此之故，富者骄而为邪，贫者穷而为奸。宜更名天下田为井田，一夫一妇百亩，方可活万民矣。”（作者注：汉代的百亩约为现在的三十亩）
自从他登基之后，曾试图将前朝末年遗留的土地过度兼并的这个顽疾进行根治。首先他采取的便是孟子倡导的恢复井田制的土地管理政策，孟子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这个思想在后世中有个叫康有为的主张社会改良的学者也曾在他的着作《大同书》中倡导过。
然而陛下的设计，缺乏一个行令如山的队伍，最后终成了一纸空文。
陈牧在后世的时候曾读到过米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历史学家如此评价陛下的改革：王莽的土地改革用意良好，开辟了隋唐均田制的先河，是均田制的前身，但因不可行而失败。不可行主要是一是违背财产自然属性的自私性，二来是没有能力推行。陈牧以为然也。
从商鞅到陛下，一个废井田为私田，一个废私田为井田。从公到私，再从私到公，历史的循环遥遥相隔三百五十多年。在这三百五十年里，秦汉是第一大变，公私是第二大变。
陛下不可谓不雄才，不可谓不勤政。在未央宫的大殿之上，陛下亲手所书：天生德与予，万夜灯长明。两句话看得陈牧热泪盈眶，然而，陈牧非常想对陛下进言道：如若方向不对，止步即为前进。
但看着中郎将区博进言“井田制废之已久，不可复行”而被陛下罢官免职时，陈牧只好在朝堂时适时的闭上了嘴巴。
实际上，陈牧为此设计了一整套的方案。在他后世的时候，中国古代史也是他曾给学生们教授的内容之一。当今陛下提倡的“井田圣法”、北魏孝文帝实行的“均田制”、唐德宗建中元年杨炎倡导的“两税法”、宋王安石主张的“青苗法”、明万历年张居正制定的“一条鞭法”、乃至清雍正帝推行的“摊丁入亩”，无一不是要解决土地兼并的顽疾。
这些方法的利弊，陈牧对其几乎都能倒背如流。然而，要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唯有跳出问题之外才能解决问题。就像薛子仲现在在玄菟郡边境日进斗金一样，不依靠土地，一样有巨额的财富被创造出来。
这些财富只是将原本附加在物产之上的价值通过贸易挖掘出来了而已，通过货物和货币的流通，使资源得到了有效的配置。所以，陈牧认为，只有商业发达了，所有的物产才能在市场这个无形的手的调配下，体现出它应有的价值。
陈牧知道，历史上这个时候，荆楚之地的绿林和黄河下游的赤眉军已经开始冒头，边塞匈奴人也寇边如故，益州大尹程降被夷族人虐杀，平蛮将军冯茂连年不克，最终死于狱中。
自己虽然已将黄泛区水灾治愈，匈奴人也在护乌桓校尉李龄的威慑下不敢轻举妄动，但是荆楚的绿林军会不会按历史的节点出来，益州的蛮夷会不会起兵造反陈牧一点都吃不准。
他只好写信让李龄加大加快速度招募匈奴、乌桓、夫余等国的勇士，辅以高强度的训练，必须保证到一人三马。钱粮尽管向薛子仲讨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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