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不知道杨振问安应昌的话是什么意思，其中有什么特别的意图或者原因，可是杨振自己心里，却是十分清楚的。
通过与这个安应昌最后的一番对话，杨振十分确信，安应昌不是一个人，他的背后有一帮子人。
这一帮子人都是与当今掌握李氏朝鲜权力的当权者不同路的。
因为杨振刻意询问的每一个人，都是李氏朝鲜在这个时期以及稍后几年之中出了名的谋逆者。
沈器远是如此，安五伦是如此，安益信同样是如此。
安应昌的名字，杨振没有听说过，但是杨振张口询问道的三个名字，杨振却全都知道。
如此一来，杨振对这个安应昌所说的话自然心里也就有数了。
而他也正犹豫着如何处置这批坚守到最后开门投效的朝人守军呢，此时自然不必犹豫了。
当天晚上，杨振命令火枪营各哨，带着枪炮弹药，驻扎到了鼎足山城内，一边防范江华城的朝军来袭，一边看管在鼎足山城内俘虏的五百余朝人守军。
与此同时，杨振也命令仇必先率队，带着几门冲天炮，前去占领了早已人去台空的摩尼山烽火墩台。
命仇震海率领船队，驻泊在鼎足山城下的海湾里，防范可能来自海上的意外袭击。
而他自己，则带着张臣、安应昌以及自己的几个侍从，入住到了鼎足山城一隅的传灯寺里。
传灯寺的亭台楼阁规模不大，但胜在历史厚重，环境清幽，清一色歇山顶式木石建筑，十分赏心悦目。
六月初的夏夜里，杨振反客为主，简单宴请了安应昌之后，就在张臣、安应昌等人陪同下一边散步，一边详细询问李氏朝鲜的内情。
而已经向杨振表明立场，同时也被杨振先前的问话给震撼到了的安应昌，终于毫无保留地向杨振吐露了他所知道的各种情况。
而杨振结合自己在后世对明清鼎革之际李氏朝鲜情况的一些了解，相互印证之下，很快便了解了李氏朝鲜眼下的局势，尤其是李倧在丙子胡乱后的转变及其一系列后果。
事实上，杨振对明末李氏朝鲜的情况虽然有点隔膜，但是他对李倧——这个李氏朝鲜的所谓仁祖大王的情况，还是有所了解的。
包括这个所谓的仁祖大王在位时期的主要人物和一些大的事件，也略有所知。
李倧是依靠宫变上台的，而那场宫变史称“癸亥反正”，也叫“仁祖反正”。
说的是天启三年，李倧在一帮大臣、权贵和儒生，针对当时的李氏朝鲜国王李珲所发动的一场夺位行动。
那场宫变成功以后，李倧顺利上位，而当时的朝鲜国王李珲下台。
其亲信宠臣被杀，其本人被生石灰烧瞎双眼流放到了海外，先是囚禁到了江华岛上，丙子胡乱以后，又被转移到了济州岛上关押，直到病死。
这个李珲，就是史书上所称的那个各种倒行逆施的光海君。
而在这场仁祖反正当中，李倧及其拥立者们所打出的旗号，或者说给李珲定的罪名，就是李珲无道，不仅杀兄杀弟，宠信奸佞，而且私通建虏，叛离大明。
正是在这个旗号下面，李倧汇聚起了大批朝鲜中下层文武官员和在野的儒生，赢得了朝野舆论的支持，赢得军心民心，最后也赢得了大明的谅解与册封。
而李倧上台之初，也的确心向大明，比较配合当时大明朝“联鲜制奴”的战略，一方面坚决执行对后金的贸易封锁政策，另一方面也大力资助东江镇兵马的粮草饷械。
这也是李倧在上位以后过得比较顺风顺水的几年。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黄台吉继承后金国的汗位以后，后金国对李氏朝鲜的政策发生了变化。
于是，很快就出现了天启七年的丁卯胡乱，即公元一六二七年的后金入侵。
面对后金八旗军的进犯，李氏朝鲜根本不是对手，于是李倧在投降派、主和派的支持下，被迫与后金达成了和议。
和议达成以后，李倧不仅将自己的弟弟送去盛京作了人质，而且如约开了双方的互市，同时每年定期向后金国纳贡，缴纳粮饷岁币。
这么以来，当初支持李倧反正上位的朝臣儒士们开始出现分化，在面对后金国的问题上，渐渐形成了主和派与斥和派两个阵营。
满鞑子伪帝黄台吉亲征朝鲜之前，也就是史称的丙子胡乱以前，在李氏朝鲜的小朝廷上，亲明的力量一直占据优势，对虏斥和派掌握权力。
整个李氏朝鲜，在对待后金国的问题上基本上是阳奉阴违，明着不敢反抗，但实际上仍然心向大明，并没有解除与大明朝的宗藩关系。
崇祯九年的时候，黄台吉征服了察哈尔残余的部落，得到了林丹汗遗留的元朝玉玺，所以想称帝，就叫人到朝鲜去，让朝鲜的君臣上表劝进并称臣。
结果，自认小中华的李氏朝鲜君臣们闻讯大怒，不仅坚决不上表劝进，而且一致怒斥黄台吉派来的使者，痛骂后金国是女真胡虏，根本没有资格称帝，声言朝鲜决不会向胡虏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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