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经墨义，考的是基础，也是一个人的基本素质，对于事情、事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基础的思维理论能力。
策论，就是把理论与实践集合起来。具体处理事情的思维逻辑能力。
策论题目来了：浮费弥广。
就是朝廷的各种财政支出，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怎么办？
这个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连科举的考题都是关于财政的。仁宗穷得焦头烂额，韩琦韩大相公也穷得焦头烂额，怎么办？
怎么办？
改革咯！
开源节流，开源就是要多赚钱，节流就是要少花钱。
甘奇提笔在写，赚钱，国家最主要的赚钱渠道，那就是税收。意思就是得加税。
但是这税收加在谁身上？这就要有考量了。
好在甘奇见多识广，税收这种东西，后世早已研究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一个制度叫作个人所得税制度。
这个制度，很有意思。有一个起征点，就是达到一定收入的人，才会征收个人所得税，这个起征点也在不断提高。
还有一点，就是阶梯性征税，简单来说，就是你的收入越高，那你的征税比例也就越高。越富有的人，交越多的税，越穷越少交，再穷一点，你就不用交税了。
这个问题，拿到大宋朝来，也是可以借鉴的。穷人与富人如何区分？道理很简单，就看谁家有多少地，交税比例越多。北宋朝中期，土地兼并的问题早已显现出来，大地主要多交税，这个问题必须要施行。
当然，这是顶层设计，顶层设计，肯定有许多漏洞，还要解决细节问题。比如怎么防止大地主把税收压力转嫁到佃农身上？那就得再以法律去规定地租比例的最高点。
又比如怎么防止大地主隐瞒财产？那就需要各地衙门清查田地等手段。
顶层设计永远是顶层设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亘古不变的问题。这就需要朝廷行政力量来不断解决。
在任何制度设计上，可见的历史之中，未来能预期的历史之中，都是不可能十全十美的，两个手段解决问题，一是行政力量的不断压力，二是利弊得失的取舍。
甘奇这个答卷，会让富裕者交出大量的税收，让真正最贫穷的那一部分人，解除税收压力。
但是，甘奇可能会得罪整个读书人阶层。
但这仅仅是一份考卷而已，甘奇也没有真正详细去阐述其中细节，在别人看来，甘奇这只是在提供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代表了甘奇对浮费弥广这件事情的认知水平。
简单写完阶梯税收制度，甘奇又开始着重写起了商税改革。
商税改革，在这个时代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监管问题，这个时代的朝廷，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去监管商业活动，也就是说你压根就不知道一个商人一年能赚多少钱，也就不知道该收多少税合适。多了怕把人逼死了，少了那是正常的，国家损失了。
所以在商税问题上，往往依托的是各地口岸，比如码头，比如城门，有多少财货进出城门，然后由收税的官员决定收多少钱，这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官员真的知道别人这一车货物值多少钱吗？官员真的知道这一车货物能赚多少钱吗？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官员，是否太容易在其中牟利了？比如一车货本来应该交十贯钱的税收，最后官员拿了五贯钱，国家拿了一贯钱，商人少出了四贯。甚至许多商人都不用交钱，把官员打点好了，货物就自由进出了。
还有服务行业的税收问题，那就更简单粗暴了，比如樊楼一年交了多少税？那完全就是关系打点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但是樊楼一年赚了多少钱？少说也有几十上百万贯的钱，这些钱，国家几乎都收不到税收。
这就是为何大宋朝社会氛围如此宽松，商业如此发达，但是商税从来都是朝廷收入极少的那一部分。
那么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甘奇很是认真的想了这个问题，引入了一个东西，叫作税务发票的东西。这个东西在汴梁城，必然能带来无数的税收。
因为汴梁城，本身就是一个为读书人，为官员阶层服务的城市。
推行税务发票，只要推行一个制度就行了。那就是所有的衙门，所有的官员，吏差，只要报销公款，都要有朝廷的税务发票，才能从衙门里拿到钱。
税务部门，只需要依据每个商家开出去了多少发票，从中收取一定比例的税收，整个汴梁城的商税，必然大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仅仅这一座百万人口的城池，就能收到不可想想象的商税。因为这座城池，从上至下，都依托朝廷财政。官员领回来俸禄，养活家中老小以及下人，官员的家眷与下人，拿着钱出去消费，养活着酒店布店香料，一层一层的消费，又养活着无数的贩夫走卒。官员俸禄，本身就有很大一部分的福利，这些福利也可以变成直接发钱，原来发布，现在不发了，发钱，你去买布，再拿着发票来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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