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肃之与自己也有交情，自己和司马光也曾向皇帝推荐过他。
花花轿子人抬人，他知开封府，对自己在郑州的攻略也很有好处。
郑獬和钱公辅，与自己没什么关系。
可问题是，这些正确的事情凑到一处，怎么就特么这么别扭呢？
尤其是薛向，将解盐收归国有专营，他的江淮发运使倒是舒坦了，有钱买粮了嘛！可对陕西经济，绝对会造成巨大的打击。
蜀中制盐法在解盐中得到应用，当初四通商号是出了力的，有两成股份在里面，销售也是以商号为主，一直搞得风风火火。
如今薛向这么搞，是背叛了自己和四通商号，是笃定自己不敢拿陕西财政开玩笑，所以准备硬生生吞了这两成股份，作为给王安石的投名状！
没说的了，这就是在为接下来的“均输法”做准备。
后人往往将这个法同国家调控联系到一起大加颂扬，认为这是抑制大商人，权贵们的有效措施。
但是认真研究就会发现，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
理解“均输法”，最要紧是八个大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
所谓抑制大商人垄断，以国家资本进行低买高卖，以国家名义侵夺商人利益，不但在当时就招致误读，甚至千年之后，也有无数专家学者误读。
汉代均输法，是汉武帝对外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导致国家经济即将崩溃，不得已采取的国内掠夺措施。
将各地赋税贡物，折为当地最多最便宜的物品，运到价高地区销售，其核心是官营商业，目的是抑制个人商业行为，充实国家财政，核心是卖和利。
的确在短期内给汉武帝救了急，但是其后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值得庆幸的是，汉武帝两次豪赌均输，算是赌赢了。
即使这样，汉武帝在巡幸泰山后也下诏：“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而王安石的《均输法》，核心与之大不相同。
宋代汴京，粮食仰赖东南六路运输，漕粮上供量，到如今已高达一年五百五十万石。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数目，这些粮食当中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常的租赋，还有一种，则是补租赋之不足的入粜。
司马光就曾经上奏，六路粮食产地，老百姓粮足而钱乏，所以国家应当从这些地方购买粮食，以防止粮贱伤农。
大宋立国百年，从最开始全部租赋，到租赋渐渐减少，入粜渐渐增加，到苏油所处这时代，入粜已经占到一小半。
王安石之法在宋代已经有人用过，仁宗朝时，许元担任发运使，诸路岁欠米贵的时候，则令输钱，以当税额。然后于米贱诸路购买粮食，补足当年朝廷租赋额度。
这就是王安石《均输法》的核心之一——徙贵就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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