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说法，法律不外人情。
在断案依据明晰的时候，可以援引法律判定的时候，需要坚定执行。
但是在律例无法做出判定，引起如此大争议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根据人『性』中的共善，做出大多数人认为公允的判决。
这正是陛下的敕命存在的最根本意义，也是皇命可以干预法律的唯一之理由！
陛下的意志，平时不应当干预司法，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因此请陛下维持大理寺根据现有法令的做出的判决，以维护皇宋法律的权威『性』，但是同时下达敕命，给阿云减罪，兼顾判决的合理『性』。
最重要的，事后定当根据此次案件，调整相关律令，明确其中的含糊之处，以使后来法司有所依凭，今后遇到此类案件，无需陛下的敕命即可做出正确判断。
这封奏章完全符合苏油的风格，实事求是，合情合理，且眼界高过了司马光和王安石，巧妙地将法律条文和法律精神进行了区分和对立，以解决争议问题。
看似与政治立场毫不相关的讨论，但是朝中不少人精，立刻看出了司马王苏三人的不同。
这篇奏章，其实就是苏油的政治立场的宣言，如果说司马光是保守派，王安石是激进派，他苏油，则不依附任何一方，是温和改良派！
四月，赵顼下诏，勉慰大理寺诸人坚持原则的同时，也手诏许遵，对其坚持维护法律精神的作为予以肯定。
宣布大理寺判决有效，但同时敕命给阿云降罪二等，从绞刑减为编管。
要说苏油这封奏章有什么瑕疵瑕疵，就在于他说了这么一大通，最后竟然莫名其妙地和赵顼站在了一起！
隐晦地指责王安石阿附圣意，其实他自己才是最大的阿附圣意好不好！
不过与王安石纠结在法律条文中寻找理由相比，苏油的方式明显高出一筹。
如今台谏本身关于这件案子就分作了两派，加上唐铁头在台谏的巨大影响力，还有另一个台谏大佬司马光，没有从苏油的奏章里感觉到伤害，甚至隐隐觉得苏油说出了自己的心声，驳斥了王安石和许遵的荒谬无稽，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加上这奏章给皇帝的『操』作赋予了一个高大上的解释。因此台谏这次竟然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以理服人，大致便是如此了。
其实王安石本人也没觉得这封奏章有什么问题，因为苏油最后提到了他内心深处的企图——变法！
不过王雱就非常气愤了，认定了苏油是『奸』滑之辈，陷其父于不义被动，抢了皇帝的好印象，在家中摔棋砸碗，表示此仇不共戴天。
苏油哪里在意这个，直接上了第二份奏章，趁热打铁，要求将此案判决写入宋刑统的《疏注》和皇帝的《敕编》，作为法律解释确定下来。
苏油还提议，在《疏注》中记录下此次讨论的来龙去脉，并且强调这是三司、两制、两府，台谏集体智慧的共同结晶，是大宋律法的可喜进步。
大佬们都觉得这个不居功自傲的小子很会来事儿，很谦虚，全不知苏油这是为了防止后患采取的措施。
野史里边，司马光后来当了宰相之后，可是将阿云案翻案了的，说是多年以后，还将早已重新嫁人的阿云重新抓起来斩了首。
苏油虽然不信这个——一罪两罚，在大宋法理上本身就是说不通的，司马光作为保守派，既定条文的坚定拥趸，按理说不会如此行事。
但是既然有这个传说，后患就不得不防。
一通稀泥好歹糊弄了过去。
然而事情又来了，有诏：“诸路帅臣、监司及两制、知杂御史已上，各举武勇谋略三班使臣二人。”
在苏油这里想都不用想，如今他夹袋里的武人多的是，不过因为都太年轻，所以他一个没有推举。
只选了两个与他关系一点都不密切的人——刘昌祚，高永能。
刘昌祚与苏油有一面之缘，其人气雄貌伟，精通兵法，尤善骑『射』，有百步穿杨之能。
父亲刘贺在定川之战中牺牲，刘昌祚得以父勋被朝廷录为右班殿直主，后迁为西路都巡检，如今已经四十六了，正在族兄苏颂的使辽团队里边带警卫连。
高永能苏油更是见都没有见过，此人都已经五十五了，还是种谔的手下，毫不知名。
种谔保卫绥州之战，高永能带军六千为前锋，五战五胜，事后不但没有得到一丝奖赏，还差点被陆转运使砍头。
种谔被编管的时候也跟着倒霉下狱，还是苏油去信韩琦，一力保住的。
种谔就算再高傲，如今也终于老实了，或者说，对别的文官不知道，但是对于种家几兄弟都有大恩的苏油，算是彻底服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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