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说——‘古者，制田百步为亩，民井田而耕，什而籍一。义先公而后己，民臣之职也。’古时候实行井田制，百姓耕井田，井字中间那一块就作为田赋上缴国家。剩下才是自己的，也就是十税一。而且缴税天经地义，所以是臣民之职。后来呢，‘先帝哀怜百姓之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率三十而税一’——现在成了三十税一，税收可比古时轻多了，但百姓依然吃不饱，穿不暖，这显然就不是税收的问题，而是‘惰民不务田作，饥寒及己，固其理也’——百姓自己懒惰，不去耕种，所以吃不饱，穿不暖，那就是活该……”
“呵呵，”魏进忠一笑，“这帮子御史简直就是……那话怎么说的？你为何不吃肉？”
“何不食肉糜，”刘时敏接过话道。
“对，就是这句。天下赋税，怎么可能只有田赋一项？即便古时候的皇帝，也不是傻子啊。”
“正是，”刘时敏也笑着道，“所以才有接下来贤良文学的反驳——‘什一而籍，民之力也。丰耗美恶，与民共之。民勤，己不独衍；民衍，己不独勤’。这句是引用了《孟子》中的典故，其总结了三种税收模式：贡法、助法、彻法。贡法可理解为定额征收的税，助法，脱胎于井田制，井字中间那块为公田，上面的收成就是税收。彻法，大意是指非固定的浮动征税。所以孟子认为——‘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因为年景不同，丰欠也不同，丰年多收税无可厚非，但灾年再按定额收，就很过分了。”
“但是到了汉武帝元狩年，贡法基本代替了彻法，这就是贤良文学首先指出的，不合理税收制度。然后接下来才继续——‘加之以口赋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虽然三十税一看上去是很低的税，但其他的税收一点不少，口赋即人丁，更繇即徭役。《汉书》中记汉武帝时的人丁不是一般的高，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徭役的话要是自己不想去，就出钱让别人代替自己去，一个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所以徭役也是很重的。”
“朝廷又收取定额税，所有杂七杂八的税价起来，就是‘中分其功’，基本二税一了。那么正确的税收又该如何？也就是‘畜民者先厚其业而后求其赡’，百姓是税源，是朝廷税收的基础，只有先让百姓富起来，才可要求其缴纳赋税。也是《论语》中说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乎？”
“贤良文学认为，苛捐杂税是本末倒置，也是百姓贫穷的根源。而对于这样的说法，桑弘羊明显不同意，说战国时甲兵不休，官府照样十税一，现在很久不打仗了，‘然则民不齐出于南亩，以口率被垦田而不足，空仓廪而赈贫乏，侵益日甚，是以愈惰而仰利县官也’——朝廷常用官粮救济穷人，所以才会越来越懒……”
“当然贤良文学认为这番话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之所以多年不战争而生产还未恢复，根本原因就是直接税——‘往者，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征赋，常取给见民’。以訾征赋，《史记》中讲，‘兵所过县，为以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赋法矣’，相当于直接税是西汉法律规定之外的税收，收多少，怎么收，根本无法可依。好比将田亩、房屋、奴婢、车、粮食全部折算成资产征收。那么直接征税的后果又是什么？一是缴税大都是普通百姓，而真正有背景的豪强要么抗税，要么不缴，官府也根本不敢惹。到头来呢，再加上徭役，最先破产的就是底层的百姓，然后中产跟着破产——所谓‘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绝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录民数创于恶吏，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就少愈者多’……”
“不直接税，那就间接税，”听到这里的魏进忠，突然插了一句。
刘时敏一愣，还未咂莫出这句话的味道，魏进忠又接着说道：“时敏，你写一篇揭贴，大意就是：免去孙隆去年定下的五关之税，而且永不再征。写好之后，在五门及玄妙观前，都张贴一份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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