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明的定义，学界一直采用西方考古的办法，但是这种办法不但不科学，使用者还非常的双标。
他们对于东方考古的要求很高，没有考古证据，只有典籍流传的历史，西方便质疑为伪史，但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却把类似彝族古歌那样的口传史诗也当做信史，这回就不管考古证据存在不存在了。
这样的双标做法在数十年后也变成了回旋镖砸到了他们自己的脸上，那就是甚嚣尘上的“西方伪史论”。
平心而论，推崇西方伪史论的那一帮子，本身也都是些二把刀，习惯的做法就是用一个点来否定一大片，其实这同样是一种双标。
要是按照伪史论拥趸们的那一套，反过来衡量中国史，那中国史每本基本上都有什么“黄龙见”，“天雨血”之类的反自然现象，同样也成伪史了。
其实这两者都不可取，周至想要做的，是把文明这个考古学概念重新明晰地，准确地定义，用来指导文史工作。
周至上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是随着文化遗产分类一并提出的，不过国家当时为了集中火力，只将文化遗产分类法推荐到了教科文组织并最终被采纳，为世界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出了纲领性贡献。
但是周至现在就认为文明定义这个话题其实比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还要重要，这直接关系到话语权的问题。
“除了这个荒谬的‘三原则’，其实还有两种比较得到认可的分法，一种是以金属冶炼技术、青铜冶炼技术、社会阶级的出现为文明的标志。”周至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但这种分法同样也有问题，还是拿南美来举例，比如玛雅文明就没有规模化的金属冶炼技术，但是却将黑曜石工具发展到了极致。”
“同样的，中国的良渚遗址，二里头遗址，也没有金属冶炼技术，但是其城邦规模已经大到了远远超过古希腊城邦大小的标准，其农耕渔猎的范围，也远远大于古希腊城邦的标准。”
“西方人拿着传说当信史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无法解释信史上希腊城邦的大小，在贫瘠的土地上如何养活的问题，西方考古证据也没有发现这些城邦的周围，有大规模农耕的证据。”
“他们将之解释为海洋贸易的发达，然而在没有大型港口和造船厂的考古证据出现之前，这显然是更站不住脚的。”
“唯一的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将夸张的传说当成了信史，真实的希腊城邦规模，比传说小得太多。”
“又比如阶级的诞生，社会中‘群体’、‘阶层’、‘阶级’三级划分本身就层次相错，多有交集，也很难在遗迹里发现十分明确的这样的划分。”
“不止东方遗迹，西方遗迹里同样是如此。”
“还有一种分法，以文字的发明，单偶制家庭的确立和阶级的产生。”
“这几种分法，我认为都尤其偏颇之处。”
“比如我国，所谓的封建王朝，其实既有封建制，又有郡县制，又有奴隶制，甚至还有军事领主制，游牧部落制，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雇佣生产制等划分，大一统大疆域的国家，各地发展不可能均衡，一直就是各种制度并存的复杂社会。”
“而单偶制家庭，同样不适用于华夏历史，因为虽然单偶制家庭普遍存在，但是能够留名在史书上的权贵们，往往都不是纯粹的单偶。”
“哪怕是妇好，也只是商王几位王后中的一个。”
“肘子，你对这个问题为何会花这么大的力气来研究？”宋主任有些不理解的问道：“这和我们的工作有直接联系吗？”
“当然有啊。”周至认真道：“宋主任您想过没有，在我国历史典籍上的夏人活动区域，诸多遗址当中，到目前也没有金属和文字的出现，按照西方的定义，它们充其量只能称作‘文化’而非‘文明’，如果我们要使用他们那一套理论的话，夏朝，就还处于文明以前。”
“这和我们华夏以‘家天下’统治模式的建立为文明之始，是有巨大区别的。”
宋主任这才突然反应过来，沉吟道：“如果按照华夏的分法，三皇期为文明初始，燧人氏时期开始学会用火，伏羲氏时期学会渔猎，神农氏时期开始农耕。”
“对。”周至说道：“其后进入五帝时期，我们可以将之视为部落间的分裂合并到融合为大部落联盟，最终形成单首领大区域部落联盟。”
“再往后就是禹将首领的位置传给自己的儿子夏启，是为家天下的开始。”
“将考古遗迹套入到这套体系当中，其实是非常合适的。”周至说道：“三皇期其实就是旧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早期，而五帝期则是新石器时期中晚期。”
“文明，其实应当是人类社会的有效构成和社会运转模式的确立。模式化三个字，是文化与文明分野的关键。”周至接着说道。
“就好像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匹配一样。社会模式同样也匹配于社会发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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