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巴切夫说完这以后，转身本来想直接回指挥部的。但他走了两步，便停下了脚步，扭头问鲍里索娃：“鲍里索娃同志，我记得离这里最近的桥梁，和您的驻地也有七八公里吧？您是怎么遇到他们的，又是如何想到把伤员送到这里来的？”
鲍里索娃不是一般人，她从洛巴切夫的这几句话中，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带有怀疑的成分，于是解释说：“军事委员同志，情况是这样的。本来根据原来的计划，瓦斯科夫上士率领的女兵小分队，最迟昨天下午就该赶回会让站的。但直到今天凌晨，小分队还没有任何消息，留守在会让站里的副排长，就将这事向他们的上级进行了汇报。而他们的上级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也给我和塔拉索夫打来了电话，让我们派人协助寻找失联的小分队。
我们在接到电话以后，经过分析，觉得敌人要实施破坏的目标，应该是桥梁或者后勤基地。各处的后勤基地或者仓库，我军都有重兵把守，少数的敌军可能无机可乘。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去炸毁桥梁，切断我军和后方的交通运输。于是，我便率领一个连的部队，朝着最近的一座桥梁前进。
当我们顺流而上赶到离桥不远的地方时，就听到远处的山间树林中，有枪声和爆炸声。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便知道肯定是小分队的同志，和深入我军后方来搞破坏的敌人正在交火。我们便改变了行军方向，快速地朝那里赶去。
我们进入树林后，前进了大概一两公里的样子，便发现了一处作战留下的痕迹。有不少手榴弹爆}炸后留下的黑乎乎的浅坑，地上躺着敌人的尸体和我军女兵的尸体。经过我们仔细的清点，发现有六名法西斯匪徒的尸体，和两名女兵的遗体。根据有经验的战士对弹着点的分布和密度，以及双方士兵倒伏的位置来分析，我们的女兵与兵力占有的德国人是仓促遭遇的。剩下的人，在经过战斗后，且战且走，撤向了树林的更深处。
由于听不到枪声，我们只能让有经验的战士在前面引路，希望能尽快地发现活着的战士，和还没有消灭干净的敌人。走了大概十分钟，在前面开路的战士再次发现了地上的敌我双方的尸体，和树干上喷溅状的血迹。清点过尸体后，我判断我方至少还有两人活着，而敌人则至少有八到十人。于是我们在短暂的休整后，又继续向前搜索前进。
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瓦斯科夫上士和负伤的丽达，此刻他们被七八名德国人围困在几块岩石的后面。经过一番战斗，剩余的敌人都被我们消灭，而上士和丽达也被救了出来。
至于为什么会把负伤的丽达送到这里来，是因为我看到她的伤势太严重，如果不尽快救治的话，可能就活不过了了。正好我知道集团军司令部在这附近，所以我决定来碰碰运气，就算野战医院不在这里，距离也不会太远了。”
说到这里，鲍里索娃如释重负地长嘘一口气，说道：“好在上帝保佑，这里真的有一个野战医院，看来丽达是有救了。”
听完鲍里索娃的讲述后，洛巴切夫转身想对瓦斯科夫说几句，却见对方神情极度沮丧地抱着头，一声不吭地蹲在地上。洛巴切夫还以为他也受伤了，连忙关切地问：“上士同志，您怎么了？也哪里负伤了吗？”
谁知瓦斯科夫拼命地捶打着自己的头，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极度自责地说到：“四个姑娘被我送进了死神的手掌心，还有一个躺在里面生死不明，而我自己却安然无恙。我原本可以带着姑娘们安全离开，可我为什么没有那么做？她们不需要非死不可。这都是我的错。”
洛巴切夫走到他的身边，弯下腰抬手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友好地说道：“上士同志，不要再自责了，这就是战争，每个人都随时有牺牲的可能。但这些牺牲的姑娘，死得并非没有任何意义，她们阻止了德军的破坏行动，确保了我们后方的安全，她们都是英雄。我会将这件事情上报给司令员，让他对这些姑娘们提出表彰，授予她们应得的荣誉。”
瓦斯科夫抬头泪眼婆娑地望着洛巴切夫，过了一会儿，他用力地捶着自己的胸膛，痛苦不堪地说道：“军事委员同志，我疼，我心疼啊！腾极了！是我害了她们，害了她们五个。可是为了什么，就为了这二十来个德国鬼子吗？”
见瓦斯科夫依旧一副自责不已的表情，洛巴切夫把脸一板，然后大声地说道：“上士同志，站起来！”
瓦斯科夫不知道洛巴切夫为什么会突然发这么大的火，连忙从地上站了起来，连脸上的泪水都顾不得擦去，就挺直了身体望着洛巴切夫。
洛巴切夫盯着他看了一阵，终于认出了这位上士是谁。于是他轻轻地咳嗽了一声说道：“上士同志，我认得你，你以前是警卫营的战士，后来因为前线部队减员严重，你就被补充到基层部队去了。你如今在什么地方？”
“报告军事委员同志。”瓦斯科夫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后来在战斗中负了点伤，营长照顾后，就把我调到亚尔采沃北面的会让站，指挥一个刚刚成立的女子高射机枪排，负责那里的防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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